一九一六年，我們的爭辯最激烈，也最有效果。爭辯的起點，仍舊是我的“要須作詩如作文”的一句詩。梅覲莊曾駁我道：
足下謂詩國革命始於“作詩如作文”，迪頗不以為然。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Poetic diction）與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則不可也。……一言以蔽之，吾國求詩界革命，當於詩中求之，與文無涉也。若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則詩界革命不成問題矣。以其太易易也。
任叔永也來信，說他讚成覲莊的主張。我覺得自己很孤立，但我終覺得他們兩人的說法都不能使我心服。我不信詩與文是完全截然兩途的。我答他們的信，說我的主張並不僅僅是以“文之文字”入詩。我的大意是：
今日文學大病在於徒有形式而無精神，徒有文而無質，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而已。今欲救此文勝之弊，宜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質救文勝之敝也。（二月三日）
我自己日記裏記著：
吾所持論，固不徒以“文之文字”入詩而已。然不避“文之文字”，自是吾論詩之一法。……古詩如白香山之《道州民》，如老杜之《自京赴奉先詠懷》，如黃山穀之《題蓮華寺》，何一非用“文之文字”，又何一非用“詩之文字”耶？（二月三日）
這時候，我已仿佛認識了中國文學問題的性質。我認清了這問題在於“有文而無質”。怎麽才可以救這“文勝質”的毛病呢？我那時的答案還沒有敢想到白話上去，我隻敢說“不避文的文字”而已。但這樣膽小的提議，我的一班朋友都還不能了解。梅覲莊的固執“詩的文字”與“文的文字”的區別，自不必說。任叔永也不能完全了解我的意思。他有信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