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我的知識學問隨之增長，同時自信心也加強了。民國元年，即一九一二年，我以教育為主科，曆史與哲學為兩附科，畢業於加大教育學係，並承學校贈給名譽獎，旋赴紐約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續學。
我在哥大學到如何以科學方法應用於社會現象，而且體會到科學研究的精神。我在哥大遇到許多誨人不倦的教授，我從他們得到許多啟示，他們的教導更使我終生銘感。我想在這裏特別提一筆其中一位後來與北京大學發生密切關係的教授，他就是約翰·杜威博士。他是胡適博士和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時的業師，後來又曾在北京大學擔任過兩年的客座教授。他的著作、演講以及在華期間與我國思想界的交往，曾經對我國的教育理論與實踐發生重大的影響。他的實驗哲學與中國人講求實際的心理不謀而合。但是他警告我們說：“一件事若過於注重實用，就反為不切實用。”
我不預備詳談在哥大的那幾年生活，總之，在那幾年裏獲益很大。我對美國生活和美國語言已感習慣，而且可以隨時隨地從所接觸的事物汲取知識而無事倍功半之苦。
紐約給我印象較深的事物是它的摩天大樓，川流不息的地道車和高架電車，高樓屋頂上的炫目的霓虹燈廣告；劇場、影院、夜總會、旅館、飯店；出售高貴商品的第五街，生活浪漫不拘的格林威治村，東區的貧民窟等等。
在社會生活方麵，新英格蘭人、愛爾蘭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古希臘人、猶太人等各族雜處、和睦如鄰，此外還有幾千名華僑聚居在唐人街附近。當時在這個大都會裏的中國菜館就有五百家之多。紐約市密集的人口中龍蛇混雜，包括政客、流氓、學者、藝術家、工業家、金融巨子、百萬富翁、貧民窟的貧民以及各色人等，但是基本上這些人都是美國的產物。有人說：“你一走進紐約，就等於離開了美國。”事實上大謬不然。隻有美國這樣的國家才能產生這樣高度工業化的大都市，也隻有美國才能出現這種兼容並蓄的大熔爐。種族摩擦的事可說絕無僅有。一個人隻要不太逾越法律的範圍，就可以在紐約為所欲為。隻要他不太違背習俗，誰也不會幹涉他的私人行動。隻要能夠找到聽眾，誰都可以評論古今、臧否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