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大約是一九二七年冬後吧，我正住在上海。那時候，黨禁很嚴，我也受了嫌疑，除在上海的各新聞雜誌上，寫些牢騷文字外，一步也不敢向中國內地去走。
有一天冬天的午後，田漢忽而到我的寓居裏來了，坐了一會，就同他一道出去，走上了法界霞飛路的一家老去的咖啡館內。坐坐談談，天色已經向晚，田漢就約我上他家去吃晚飯。當時他住在法界一條新辟的大路旁邊，租的是一所三樓三底的大廈。同時，他還在附近的一所藝術大學裏當校長。
到了他的家裏，一進門，他就給我介紹了剛自法國回國來不久，這一天也仍在孜孜作畫的徐悲鴻先生，原來徐先生是和他同住的。看了壁上的幾張已經畫好，及畫架上的一張未畫好的畫後，我馬上就曉得悲鴻先生是真正在巴黎用過苦功，具有實在根底的一位畫家。
我對於西洋畫，本來也是門外漢，國際的大作，絕沒有觀摩的機會，至於自家來買來藏呢，更加談不上了。一知半解的一點對於洋畫的知識，大半還是初學英文，讀拉斯金[1]的那幾部巨著的時候剩下來的一些渣滓。隻記得當時讀到他讚美Turner[2]的時候，也曾經滴下過同情的眼淚。但當我那時候見到了悲鴻先生的幾張畫後，我就感到了他的筆觸的沉著，色調的諧和，與夫輪廓的勻稱，是我們的同時代的有許多畫家所不及的。這時候，上海原也有許多以西洋畫而成名的畫家在那裏。
其後，人事匆匆，我也因避嫌疑而東逃西躲，一直到了這一次抗戰事起，而到了武漢，在武漢的政治部裏，又與十餘年前的許多老友遇見了，有許多是劇人，有許多是畫家。從葉淺予[3]、倪貽德[4]的幾位先生的口裏，我才聽到了悲鴻先生的也將由廣西而來武漢的消息。
但是到武漢不久，就有了專往各區戰線視察之命，我在武漢住下的日子，名義上雖則有九個月，但實際算起來，恐怕隻有三四十天的樣子；所以在去年，本是可以與悲鴻先生見一次麵的，但結果，卻終失之交臂，直到今年到了海外，才有了這重敘十年多久別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