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人之刀，文士之筆，皆殺人之具也。刀能殺人，人盡知之；筆能殺人，人則未盡知也。然筆能殺人，猶有或知之者；至筆之殺人較刀之殺人，其快其凶更加百倍，則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戒世者。予請深言其故。何以知之？知之於刑人之際。殺之與剮，同是一死，而輕重別焉者，以殺止一刀，為時不久，頭落而事畢矣；剮必數十百刀，為時必經數刻，死而不死，痛而複痛，求為頭落事畢而不可得者，隻在久與暫之分耳。然則筆之殺人，其為痛也，豈止數刻而已哉！竊怪傳奇一書，昔人以代木鐸[1]，因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使為善，誡使勿惡，其道無由，故設此種文詞，借優人說法與大眾齊聽。謂善者如此收場，不善者如此結果，使人知所趨避，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弭災之具也。後世刻薄之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報仇泄怨。心之所喜者，處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變以淨醜之形。且舉千百年未聞之醜行，幻設而加於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為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噫，豈千古文章，止為殺人而設？一生誦讀，徒備行凶造孽之需乎？蒼頡造字而鬼夜哭，造物之心，未必非逆料至此也。凡作傳奇者，先要滌去此種肺腸，務存忠厚之心，勿為殘毒之事。以之報恩則可，以之報怨則不可；以之勸善懲惡則可，以之欺善作惡則不可。
人謂《琵琶》一書，為譏王四而設。因其不孝於親，故加以入贅豪門，致親餓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冒於其上，則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撰為倒峽之詞[2]，使人人讚美，百世留芬。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四書》《左》《國》《史》《漢》諸書，與大地山河同其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之人、輕薄之子廁於其間乎？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則誠之為人，必有善行可予，是以天壽其名，使不與身俱沒，豈殘忍刻薄之徒哉！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僵之實乎？此顯而易見之事，從無一人辯之。創為是說者，其不學無術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