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姨在我家，和我住一個屋子。月明之夜，屋子照得通亮。翠姨和我談話，往往談到雞叫，覺得也不過剛剛才半夜。
雞叫了，才說：“快睡吧，天亮了。”
有的時候，一轉身，她又問我：
“是不是一個人結婚太早不好，或許是女孩子結婚太早是不好的！”
我們以前談了很多話，但沒有談到這些。
總是談什麽，衣服怎樣穿，鞋子怎樣買，顏色怎樣配；買了毛線來，這毛線應該打個什麽樣的花紋；買了帽子來，應該批判這帽子還微微有缺點，這缺點究竟在什麽地方，雖然說是不要緊，或者是一點關係也沒有，但批評總是要批評的。
有時再談得遠一點，就表姊表妹之類訂了婆家，或什麽親戚的女兒出嫁了，或是什麽耳聞的，聽說的，新娘子和新姑爺鬧別扭之類。
那個時候，我們的縣裏早就有了洋學堂了。小學好幾個，大學沒有。隻有一個男子中學，往往成為談論的目標。談論這個，不單是翠姨，外祖母，姑姑，姐姐之類，都願意講究這當地中學的學生。因為他們一切洋化，穿著褲子，把褲腿卷起來一寸，一張口，“格得毛寧”外國語，他們彼此一說話就“答答答” ，聽說這是什麽俄國話。而更奇怪的是他們見了女人不怕羞。這一點，大家都批評說是不如從前了。從前的書生，一見了女人臉就紅。
我家算是最開通的了。叔叔和哥哥他們都到北京和哈爾濱那些大地方去讀書了，他們開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裏來，大講他們那裏都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同學。
這一題目，非常的新奇，開初都認為這是造了反。後來因為叔叔也常和女同學通信，因為叔叔在家庭裏是有點地位的人。並且父親從前也加入過國民黨，革過命，所以這個家庭都“鹹與維新”[1]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