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後漢之間，是中國曆史的一個轉變。在前漢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還是不該就這麽苟安下去的。後世的政治家奉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謂“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是這時候的人所沒有的。他們看了社會，還是可用人力控製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該用人力去改變，此即所謂“撥亂世，反之正”。出來負這個責任的，當然是賢明的君主和一班賢明的政治家。當漢昭帝時，有一個儒者，喚作眭弘，因災異，使其朋友上書，勸漢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裏”。宣帝時，有個蓋寬饒，上封事亦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四序之運，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這兩個人雖然都得罪而死，但眭弘大約是因霍光專政，怕人疑心他要篡位，所以犧牲了自己，以資辯白的。況且霍光是個不學無術的人，根本不懂得什麽改革大計。蓋寬饒則因其剛直之性，既觸犯君主，又為有權勢的人所忌，以致遭禍，都不是反對這種理論，視為大逆不道。至於不關涉政體，而要在政務上舉行較根本的改革的，則在宣帝時有王吉。因為宣帝是個實際的政治家，不能聽他的話。元帝即位，卻征用了王吉及和他誌同道合的朋友貢禹。王吉年老，在路上死了。貢禹征至，官至禦史大夫。聽了他的話，改正了許多奢侈的製度，又行了許多寬恤民力的政事。其時又有個翼奉，勸元帝徙都成周。他說長安的製度，已經壞了，因襲了這種製度，政治必不能改良，所以要遷都正本，與天下更始。則其規模更為闊大了。哀帝多病，而且無子，又有個李尋，保薦了一個賀良，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勸他改號為陳聖劉皇帝。“陳”字和“田”字同音，“田”“地”二字，古人通用，地就是土，陳聖劉皇帝，大約是說皇帝雖然姓劉，所行的卻是土德。西漢人五德終始之說，還不是像後世專講一些無關實際、有類迷信的空話的，既然要改變“行序”，同時就有一大套實際的政務，要跟著改變。這隻要看賈誼說漢朝應當改革，雖然要“改正朔，易服色”，也要“法製度，定官名”，而他所草擬的具體方案，“為官名，悉更秦之故”，便可知道。五德終始，本來不是什麽迷信，而是一套有係統的政治方案。這種根本的大改革，要遭到不了解的人無意識的反對，和實際於他權利有損的人出死力的抵抗，自是當然之事。所以賀良再進一步，要想改革實際的政務，就遭遇反對而失敗了。但改革的氣勢，既然如此磅礴鬱積，自然終必有起而行之之人，而這個人就是王莽。所以王莽是根本無所謂篡竊的，他隻是代表時代潮流出來實行改革的人。要實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權；要取得政權，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實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當時的人看起來，毋寧是天理人情上當然的事。所以應天順人[94]，在當時也並不是一句門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