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的競爭，開始於九七九年。太宗既滅北漢，即舉兵以攻幽州。大敗於高粱河。[1]九八五年，太宗聽邊將的話，命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分道伐遼，又不利。自此以後，宋就常立於防禦的地位。一〇〇四年，遼聖宗自將入寇，至澶州。[2]是時太宗已崩，真宗在位。宰相寇準，力勸帝親征。真宗車駕渡河，乃以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和議。遼主以兄禮事帝。一〇四二年，遼興宗又遣使來求關南之地。[3]宋仁宗使富弼報之。又增歲幣銀、絹各十萬兩、匹。當仁宗時，夏元昊造反。宋人屯大兵於陝西，屢戰不勝。一〇四三年，亦以銀、絹共二十五萬五千成和議，謂之歲賜。
對外的不競如此，內之則養兵之多，至一百十六萬，[4]財政為之困敝，而仍不可以一戰。宋代的財政，和前代不同。前代開國之時，大抵取於民者甚輕，所以後來還有搜括的餘地。宋朝則因養兵之故，唐中葉後所興鹽茶等稅，都沒有除掉。就是藩鎮的苛稅，雖說是削平之時，都經停罷，實亦去之未盡。所以人民的負擔，在承平之時，業已不勝其重了。
內治則從澶淵和議成後，宋真宗忽而托言有天書下降。於是封泰山，祀汾陰，齋醮宮觀之事紛起，財用始患不足。而政治亦日益因循。真宗之後，仁宗繼之。在位最久，號為仁君，然而姑息彌甚。仁宗之後，英宗繼之，則在位不過四年而已，未能有所作為。當仁宗時，範仲淹為相，曾有意於改革。然未久，即不安其位而去。至一〇六八年，神宗即位，用王安石為宰相，力行新法，而政治的情勢始一變。
王安石的新法，範圍所涉甚廣。然舉其最重要的，亦不過下列三端：
其（一）青苗、免役之法，是所以救濟農民的。宋承唐、五代之後，版籍之法既壞，又武人擅土，暴政亟行，其時的農民，很為困苦。而自兩稅法行之後，估計丁、貲之數，以定戶等，而簽差以充役。役事重難，有破產不能給的。人民因此，至於不敢多種田；父子兄弟，不敢同居；甚至有自殺以免子孫之役的，其慘苦不可勝言。王安石乃立青苗之法，將各處常平、廣惠倉的蓄積，當農時借與人民，及秋，隨賦稅交納。取息二分，謂之青苗錢。又立免役之法，令本來應役之戶出免役錢，不役之戶出助役錢，以其錢雇人充役，免卻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