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於一爽一直留著短發，特別短的那種，北京人管這種發型叫假小子頭。她的小臉龐、額頭和兩隻耳朵都自然地**著，圍繞臉部的頭發短到隻是給這張人見人愛的臉修個邊兒，突出一下臉上的靈氣。至於人見人愛，是因為她的五官長得甜美而乖，笑起來滿臉善意。這是真相，也是假象。她是善良的，但跟乖相去十萬八千裏。雖然她從不高聲大叫，甚至有些靦腆，但說幾個髒字，喝幾瓶烈酒，是非不可的事。喝多了不舒服就吐掉。她也總讓她小說裏的人物嘔吐。
她的這個發型，有不少歐洲女性也留。但我認識的留這種發型的歐洲女人，均五十歲開外，且都跟男人有過過節兒，最晚在人生的下半場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女權主義者。
我沒有跟於一爽聊過女權主義這個話題，但我敢肯定她不是。
一來，她太喜歡男人，跟男人的過節兒攢多了，就寫進小說裏去，用文學的灶台做成菜，然後把這些菜吃掉，她就能重新完好如初，或者比較完好如初。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負責救她，盡管她宣布她不對文學負責。
二來，她是一個遠離任何確定性的人，不管什麽主義，都是確定到硬的東西，堅硬也好、僵硬也好、生硬也好。於一爽和她寫的小說，兩者都拒絕跟任何確定性沾邊。一個沒有確定性的世界是複雜的、飄忽的、微妙的，甚至讓人激動也讓人難受的。於一爽想得支離寫得破碎，反而有了某種力量，符合她本人的品位，即“別把文化做成甜品”。
在她思想和情感還很稚嫩的某一天，她誤入一場又一場的飯局，從此成為那裏的常客。所謂的飯局，特指一圈文化人，他們在偉大理想的感召下長大，曾為人傑，或曾下過決心要為全人類的幸福而奮鬥終生。於一爽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隻剩下飽滿的自憐自戀和大小不一的酒量。他們用他們醇厚的頹調，順手成就了一個獨特的女作家。於一爽這個生於1984年的水瓶座女孩，天性敏感，非主流，在親力親為走進現實之前，就透過各位的酒杯，提前看懂了諸多行為的無意義及人的終極懦弱，讓更多的東西模糊成了一團。她的小說裏總串著一股又不吝又不舍的味道，想愛、想做、想有，可起念前，骨子裏就已經不信能愛、能做、能有了。這讓她的每個短篇都情節少、動作單一、意象極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