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紀生先生從東京寄信來，經了三星期才到，信裏說起前日見到武者小路先生，他對於我送他的晉磚硯很是喜歡，要給我一幅鐵齋的畫，托宮崎丈二先生帶來，並且說道，那幅畫雖然自己很愛，但不知道周君是否也喜歡。我在給紀生的回信裏說，洋畫是不懂，卻也愛東洋風的畫，富岡鐵齋可以說是純東洋的畫家，我想他的畫我也一定喜歡的。在《東西六大畫家》中有鐵齋的插畫三幅，我都覺得很好，如《獻新穀圖》，如《榮啟期帶索圖》，就是縮小影印的，也百看不厭，現在使我可以得到一張真跡，這實在是意外的幸事了。
我與武者小路先生初次相見是在民國八年秋天，已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那時武者先生（平常大家這樣叫他，現在也且沿用）在日本日向地方辦新村，我往村裏去看他，在萬山之中的村中停了四天，就住在武者先生家的小樓上，後來又順路曆訪大阪、京都、濱鬆、東京各新村支部，前後共花了十天的工夫。第二次是民國二十三年，我利用暑假去到東京閑住了兩個月，與武者先生會見，又同往新村支部去談話一次。第三次在民國三十年春間，我往京都東京赴東亞文化協會之會，承日本筆會的幾位先生在星岡茶寮招待，武者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人。今年四月武者先生往南京出席中日文化協會，轉至北京，又得相見，這是第四次了。其時我因事往南京、蘇州去走了一趟，及至回來，武者先生快要走了，隻有中間一天的停留，所以我們會見也就隻在那一天裏，上午在北京飯店的庸報社座談會上，下午來到我這裏，匆匆的談了一忽兒而已。這樣計算起來，除了第一次的四天以外，我同武者先生聚談的時候並不很多，可是往來的關係卻已很久，所以兩者間的友誼的確是極舊的了。承武者先生不棄，在他的文章裏時時提及，又說當初相識彼此都在還沒有名的時代，覺得這一點很有意思。其實這乃是客氣的話，在二十四五年前，白樺派在日本文學上正很有名，武者先生是其領袖，我的胡亂寫些文章，則確在這以後，卻是至今也還不成氣候，不過我們的交際不含有一點勢利的分子，這是實在的事情。事變之後，武者先生常對我表示關心，大約是二十六年的冬天吧，在一篇隨筆裏說，不知現在周君的心情如何，很想一聽他的真心話。當時我曾覆一信，大意說如有機緣願得麵談，唯不想用文字有所陳說，蓋如倪雲林所言，說便容易俗，日本所謂野暮也。近來聽到又複說起，雲覺得與周君當無不可談者，看了很是感動，卻也覺得慚愧。兩國的人相談，甲有甲的立場，乙有乙的立場，因此不大容易說得攏，此是平常的情形，但這卻又不難互相體察諒解，那時候就可以說得成一起了，唯天下事愈與情理近者便愈遠於事實，故往往亦終以慨歎。我近來未曾與武者先生長談深談過，似乎有點可惜，但是我感覺滿足，蓋談到最相契合時恐怕亦隻是一歎喟，現在即使不談而我也一樣的相信，與武者先生當無不可談，且可談得契合，這是一種愉快同時也是幸福的事。最初聽說武者先生要到中國來漫遊，我以為是個人旅行，便寫信給東京的友人，托其轉帶口信，請他暫時不必出來，因為在此亂世，人心不安，中國文化正在停頓，殊無可觀，旅途辛苦，恐所得不償所失。嗣知其來蓋屬於團體，自是別一回事了，武者先生以其固有的樸誠的態度，在中國留下極深的好印象，可謂不虛此行，私人方麵又得一見麵，則在我亦為有幸矣。唯願和平告成後，中國的學問藝術少少就緒，其時再請武者先生枉駕光來，即使別無成績可以表示，而民生安定，彼此得以開懷暢聚，將互舉曆來所未談及者痛快陳之，且試印證以為必定契合者是否真是如此，亦是很有意思的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