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日夜我們到東京，次日定居本鄉菊阪町。二十日我同妻出去，在大森等處跑了一天，傍晚回寓，卻見梁宗岱先生和陳女士已在那裏相候。談次陳女士說在南京看見報載劉半農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們聽了覺得不相信，徐耀辰先生在座也說這恐怕又是別一個劉複吧，但陳女士說報上說的不是劉複而是劉半農，又說北京大學給他照料治喪，可見這是不會錯的了。我們將離開北平的時候，知道半農往綏遠方麵旅行去了，前後相去不過十日，卻又聽說他病死了已有七天了。世事雖然本來是不可測的，但這實在來得太突然，隻覺得出於意外，惘然若失而外，別無什麽話可說。
半農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這回半農的死對於我是一個老友的喪失，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感，這很難得用筆墨記錄下來。朋友的交情可以深厚，而這種悲哀總是淡泊而平定的，與夫婦子女間沉摯激越者不同，然而這兩者卻是同樣的難以文字表示得恰好。假如我同半農要疏一點，那麽我就容易說話，當作一個學者或文人去看，隨意說一番都不要緊。很熟的朋友都隻作一整個的人看，所知道的又太多了，要想分析想挑選了說極難著手，而且褒貶稍差一點分量，心裏完全明了，就覺得不誠實，比不說還要不好。荏苒四個多月過去了，除了七月二十四日寫了一封信給半農的長女小惠女士外，什麽文章都沒有寫，雖然有三四處定期刊物叫我做紀念的文章，都謝絕了，因為實在寫不出。九月十四日，半農死後整兩個月，在北京大學舉行追悼會，不得不送一副挽聯，我也隻得寫這樣平凡的幾句話去：
十六年爾汝舊交，追憶還從卯字號，
廿餘日馳驅大漠，歸來竟作丁令威。
這是很空虛的話，隻是儀式上所需的一種裝飾的表示而已。學校決定要我充當致辭者之一，我也不好拒絕，但是我仍是明白我的不勝任，我隻能說說臨時想出來的半農的兩種好處。其一是半農的真。他不裝假，肯說話，不投機，不怕罵，一方麵卻是天真爛漫，對什麽人都無惡意。其二是半農的雜學。他的專門是語音學，但他的興趣很廣博，文學美術他都喜歡，做詩，寫字，照相，搜書，講文法，談音樂。有人或者嫌他雜，我覺得這正是好處，方麵廣，理解多，於處世和治學都有用，不過在思想統一的時代，自然有點不合式。我所能說者也就是極平凡的這寥寥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