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通過寫作獲得了一定的社會空間，但又覺得寫作不能養活自己，轉而又去做別的了。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麵理解：一方麵，我們除了要順從自己的天性，有時候還要做出一些其他的嚐試和努力，這個社會能與你產生共鳴的人很多，其他方向的試探可以鏈接更多的社會資源；另一方麵，我們需要進行生活的斷舍離。作為一個作家，一個手提箱就能把自己的全部裝進去。張愛玲晚年在舊金山到處搬家，幾個箱子拚起來就是寫字台，床也沒有，就一個床墊子扔在地上，個人世界一身輕，這是斷舍離，也是極簡生活。
很多人寫作都有點兒需求，希望生活有點兒情調，需要一定的環境，要有這個有那個。其實有也可以，沒有也行，沒有的話留給精神空間的餘地也就更多了。理查德·耶茨寫《革命之路》時，他在波士頓的房子裏隻有一個很舊的冰箱，裏麵裝了一些啤酒，一個特別簡陋的寫字台、一張非常簡單的床。記者去看他時，驚訝於他活得這麽簡單。滿地都是被耶茨踩死的蟑螂，而他也懶得打掃。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耶茨寫出了《革命之路》。女性寫作在這方麵不容易，她們對環境的要求還是比較高的，要有自己的居室，有一點兒溫暖自己內心的東西，等等。我曾讀到過一本冰心的散文集《拾穗小劄》，1964年出版，封麵素淡。裏麵有一篇，寫她到俄羅斯訪問，看到當年列寧藏身山林，在一個樹樁上寫出了《國家與革命》時，自覺十分慚愧，說自己寫作時一定要窗明幾淨，在暖馨的書房裏才安心。大概世界上的作家可以分為兩種：屬於書房的和屬於路上的。活成張愛玲這樣“在路上”的作家還是相當難的。
人有時候要對自己的生活狀態做一些有益的調整，人需要奮鬥，不要想著讓人生的一切都符合自己的舒展度。其實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無非是協調兩個關係：一個是和自然的關係，另一個是和他人的關係。自然這部分我們有可調整空間，比如和居室的關係——我可能現在住在一個瓦房裏，下雨時還會漏點兒水，但是如果生活需要我這樣生存的時候我能住下去，騰出最大的資源空間來寫作。另一個是與他人的關係，我對他人有多少期待，我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有多少距離，這是需要考慮的。盡量簡化與他人的關係，給自己騰出一個自由空間來，這樣你可以放棄的東西就非常多了。作家要有一種隨時可以變化的自由，當外在需求妨礙文學自由時，就需要給文學讓路，簡化外部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