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鷗(1)
唐代宗大曆三年（768），韓愈生於長安，他的父親曾任秘書郎。在韓愈三歲的時候，父母相繼離世(2)，後由兄嫂撫養長大。大曆九年（774），長兄韓會進京任起居舍人。韓愈幼年隨兄嫂從家鄉河南到京城又到嶺南韶州、江南宣城等地，雖一路顛沛流離，但韓愈自幼就受到長兄文學的熏陶和為官的影響，因而對學習古文和參與政治特別關注和喜愛，他“七歲屬文”(3)“盡通六經百家”(4)，當時的古文名家蕭存、獨孤及、梁肅對他十分賞識，他們對韓愈的賞識，也對韓愈早年入世觀念的認知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大曆十四年（779），長兄韓會病故，韓愈由兄嫂照料，在經曆喪失親人的痛苦之後，韓愈不得不開始正視衣食問題。因此，韓愈獨特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形成與其幼年讀書時期的古文熏陶和人生經曆不無關係。而韓愈自身的“人文精神”也處處體現“以人為本”為中心，並以其一生的經曆和詩文詮釋了他的精神體係。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進取精神是實現人生理想的根本保障
韓愈的進取精神貫串他的一生。人的一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衣食問題，對於一個毫無政治背景的家庭來說，韓愈的唯一出路就是通過參加考試，走入仕途，獲得俸祿。貞元三年（787），韓愈開始赴長安參加進士考試，但前三次均告失敗，雖然落寞、苦悶的心情在精神的天平上搖擺不定，但他並沒有為此而沉淪。他再三堅持和努力，終於在貞元八年（792）中了進士，“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這種進士不過是經過禮部錄取的進士，故而在唐朝還有硬性的規定，必須參加吏部的博學鴻詞科考試，合格後才能出任官吏。於是，韓愈接二連三地參加了貞元九年、十年、十一年三次同類的考試，然而均告失敗。故而韓愈的心理狀態也顯得疲憊不堪。貞元十二年（796），韓愈再赴汴州，才被任命為汴州觀察推官，從事官府文字工作。這也就是韓愈正式走向仕途的開始。貞元十五年（799），韓愈在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府上從事幕僚工作，後回京任四門博士，從事教學工作。貞元十九年（805），韓愈任監察禦史，因上書《禦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求朝廷減免京畿賦稅，被貶為連州陽山令，這是韓愈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遭遇重創。永貞元年（805），順宗繼位，大赦天下，韓愈移官江陵，元和元年（806）回到京城，任國子博士。後幾經浮沉，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始終不得誌。元和十二年（817），韓愈因平定蔡州有功，被擢升為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又因諫憲宗迎佛骨一事，再次被貶為潮州刺史，政治生涯在晚年再次受到重創，後移袁州刺史。穆宗時，韓愈回朝，曆任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此時唐朝國勢衰微、宦官專權現象尤為嚴重。韓愈等人雖肝膽相照，滿腔熱血，但麵對惡劣局麵，畢竟勢單力薄，終難以扭轉於此。雖無能為力，但“兼濟天下”的崇高理想始終如一，他堅決地拋開儒家處世的常態，勇敢地把自身的貧窮、顯達置身於外。他在《上宰相書》中說：“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他認為：如果讀書人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和主張，卻不能被朝廷用，就入山林歸隱，這些讀書人隻是想獨善其身而不憂慮天下的狀況。如果他真的有憂天下的心思，就不會這樣做。韓愈的一生正是在國家遇到困難和挫折時，並沒有明哲保身，而是始終有一種“進取精神”，為國家的命運而努力地工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