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大學的演講
孟繁華
我講座的題目是《文學史視野下的中國當下文學》。大家都知道，中國當代文學這個概念，已經70年了，這個概念是1960年在全國第三次文代會上由周揚提出來的。至今，中國當代文學史已經有100多部作品。對於我們這麽大一個國家來說，100多部當代文學史不是太多，我們有14億人口，而是說內容相同的文學史太多了。
雖然是1960年當代文學的概念才被提出，但是我們當代文學有一個漫長的前史，這個前史包括當代文學的元理論或者元話語。比如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包括1951年到1953年王瑤先生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也包括其間劉綬鬆、張畢來、丁易等編的現代文學史，甚至也包括季莫菲耶夫的《文學理論原理》、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等蘇聯文藝理論家著作對我們的深刻影響。這個“前史”不僅是80年代中期以後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參照，同時它也是當代文學史研究重要的依據和組成部分。
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起點，傳統的說法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從這個時候開始是中國當代文學的起始，但是現在當代文學史一般都不這樣處理。幾部現在流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如洪子誠先生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先生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董健、丁帆、王彬彬的文學史，包括我和程光煒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把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生，一般都確定在1942年。這一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正式發表。《講話》的發表，為40年代的中國文學指明了新的方向，奠定了新的理論，包括為什麽人的問題、普及與提高的問題、民族風格與民族氣派的問題，甚至包括語言問題。大家都知道，《講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文獻。我們現在每年的5月23日，各個大學中文係，包括我們的科研院所等，都要舉辦關於《講話》的座談會。我的看法是，我們去評價任何一部曆史文獻，評價任何一個作品，包括評價任何一個時段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學，總要還原到具體的曆史語境，隻有回到具體的曆史語境，我們才能夠正確地、恰如其分地評價一部曆史文獻，評價一部作家作品，或者一個文學現象和文學思潮。大家知道，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風雨飄搖、國將不國，這個時候，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希望我們的文藝能夠幫助實現全民族的動員，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這個想法有問題嗎？我認為是絕對正確的。《講話》的發表，我覺得隱含了毛澤東對五四新文學的一些看法。五四新文學是科學與民主，是啟蒙。但是啟蒙僅僅在知識分子之間發生，老百姓不懂啟蒙，知識分子之間的個人主義、戀愛自由、婚姻自由，老百姓不懂。所以這個啟蒙還僅限於知識分子之間，包括他們的話語方式、他們的情感方式，在毛澤東看來都是一個巨大的缺陷。所以，1942年在延安召開了文藝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