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慈禧對她所仰仗的中央高級官員是寬厚的。她由中年至晚年，都倚重並信奉的隻有李鴻章與張之洞這兩個搞洋務的漢官，人們是怎樣評價這兩人的呢？
台灣作家高陽在《手掌上的夕陽》上寫道：“至於李鴻章，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生門故舊，遍及天下，廷及後世，淮軍係統文武一直在北伐以前的政局中居於主導地位，自然要出全力維護他們的這位‘大菩薩’，哪裏會承認他在俄受賄，以及開門揖盜等等，這些‘佛頭著糞’大煞風景之事？”
洋務派和立憲派，都是以權貴集團為利益的派別。洋務派為統治集團帶來豐富的物質生活，帶來近代生活的便利，但這隻是少數人的便利，如精心營修的皇家園林頤和園早就燈火輝煌，這個“現代化”，是“從外國購買、安裝電燈多著李鴻章經辦”。而且，當時的連接各個城市的鐵路線，在內河航行的輪船，一個比較完整的郵電係統、國家銀行、銀幣，作為通信中樞的電報和電話，對於晚清的中國人來說，按理說應是幸福的新時代的明顯標誌。
然而，大多數人感覺不到，因為那樣的物質文明，不是道義層麵的，洋務運動的人物，在曆史上，沒有崇高的地位。
美國作家阿瑟·史密斯（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傳教士作家，在那個年代在華居住了22年），他在《中國人的德行》一書中寫道：“或許這就是張之洞呈遞主張修建鐵路的奏折時，腦子裏半成型的想法，他認為鐵路可排除河道運輸可能發生的許多危險，‘例如水手的偷竊行為’。然而，物質文明的積累能夠消除道德弊病嗎？鐵路能夠保證其雇員和老板都誠實嗎？……在中國，物質文明不會創造出西方那樣的環境，除非創造西方環境的因素，能夠在中國產生同樣的結果。”他要得到的結果是，要把“投票箱引入中國”，“以使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因此，史密斯在1906年返美後，在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午宴上，他向總統建議美國可以退還庚子賠款給清朝：辦法“就是把20000萬的庚子賠款要用在於中國有益的事業，特別是供給中國的學生到美國來留學”。總統將這一建議提交國會，終於通過，這個退款成就了清華大學的創辦。“其他各國也都跟著美國的腳步把庚款一一退還中國了（潘光旦語：《中國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