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9月，同盟會中部在上海成立後，中部總幹事譚人鳳來漢口，積極策劃共進會與文學社合作。
就合作一事，“共進會於部頗有合並文學社之意”。早在1911年55月，共進會曾邀請文學社幹部會議，考慮到文學社在經費上的困難，還提議由共進會撥助文學社經費，但文學社則“改推孫武為領袖”。文學社幹部堅決反對。
共進會與文學社彼此都在拉人入會。
章裕昆在《文學社武昌起義紀實》說：“文學社和共進會同時向（新軍）馬隊爭取社（會）員。”這種“拉人入夥”的曆史現象始終存在，對合作問題也都各懷吞並而成就事業的心態也常見。
而且，這兩個革命團體的各自背景有差異。
如共進會的領導人焦達峰、孫武、劉公、劉英等人，也都留學過，家庭一般比較殷實富裕。
如焦達峰，其父“邑庠生”、“某鄉團總”，“有田五百餘畝”；像孫武，他曾自道“家富巨萬”；劉公（1881—1920。湖北襄陽人。一名湘，字仲文。1902年留學日本，先入東亞同文書院，畢業後又入東斌學校學習軍事。曾出資翻印革命書刊，運入國內進行宣傳。1905年加入同盟會，並為《民報》捐巨資出版）被稱為革命黨中的“財主”；劉英（？—1921。湖北京山人。原名光銘，字丹書。1905年留學日本，入明治大學學習經濟，次年加入同盟會，1907年參加共進會）“其父大美公以貨殖致巨富，為縣望族”。
在共進會革命黨人中，大概隻有熊秉坤（1885—1969。湖北江夏修元鄉熊家灣人。字載乾。曾到武昌當過打工族，後投湖北新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為士兵，不久薦升正目。1910年加入共進會，任該營總黨代表）算是較清貧的。
而且，布商劉肯堂、周海文等，對他們都有經濟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