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宣以為華北政府既費了那麽多的日子才產生出來，它必定有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人物，好顯出確有點改朝換代的樣子。哪知道，其中的人物又是那一群他所熟知的，也是他所痛恨的，軍閥與官僚。由這一點上看，他已看清日本人是絕對沒有絲毫誠心去履行那些好聽的口號與標語的。隻有卑鄙無能的人才能合他們的脾味，因為他們把中國人看成隻配教貪官汙吏統轄著的愚夫愚婦——或者豬狗！
看著報紙上的政府人員名單，他胸中直堵得慌。他不明白，為什麽中國會有這麽多甘心作走狗的人！這錯處在哪裏呢？是的，曆史，文化，時代，教育，環境，政治，社會，民族性，個人的野心……都可以給一些解釋，但是什麽解釋也解釋不開這個媚外求榮的羞恥！他們實際上不能，而在名義上確是，代表著華北的人民；他們幾個人的行動教全華北的人民都失去了“人”的光彩！
他恨這群人，他詛咒著他們的姓名與生存！
可是，緊跟著他就也想起瑞豐，東陽，與冠曉荷。這三個小鬼兒的地位比偽政府中的人低多了，可是他們的心理與誌願卻和大漢奸們是一模一樣的。誰敢說，瑞豐不會作到教育督辦？誰敢說，冠曉荷不會作財政總長呢？這麽一想，他想明白了：假若聖賢是道德修養的積聚；漢奸卻恰恰的相反——是道德修養的削減。聖賢是正，漢奸是負。浮淺，愚蠢，無聊，像瑞豐與曉荷，才正是日本人所喜歡要的，因為他們是“負”數。日本人喜歡他們，正如同日本人喜歡中國的鴉片煙鬼。
想到這裏，他也就想出對待“負數”的辦法來。殺！他們既是負數，就絕對沒有廉恥。他們絕不會受任何道德的，正義的，感動；他們隻怕死。殺戮是對待他們的最簡截的辦法，正如同要消滅蝗災隻有去趕盡殺絕了蝗蟲。誰去殺他們呢？華北的每一個人，因為每一個人都受了他們的連累，都隨著他們喪失了人格。殺他們與殺日本人是每一個良善國民的無可推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