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時我三歲，父母奉命北遷，籌建天津《大公報》的北平辦事處。父親直飛北平，母親帶我繞道蘇州，去看外公外婆。在朦朧的記憶中，外公外婆並坐在那種帶大帳子的大**，他倆和母親共同品嚐了甜食，又絮絮叨叨說了許久。我長大後也喜歡吃“黃天源”的糕團，不知道可是這時候種下的基因。
到北平後幾經遷徙，最後搬家到東城燈市口的一個胡同深處，前院是辦公地點，後院是宿舍。同時住在那裏的，還有其他記者如戈衍棣、蕭離、蕭鳳等。後院一溜北屋，我家一明兩暗。當時“看”我的保姆叫“橙子”，就是不知道是否是這倆字。她出天花臉上留下麻子，但人很善良。她做飯很一般，但父母心思在工作上，同時外邊飯局也多，不時還帶上我。說到飯局，父親有時會遇到極特殊的一種——是駐守北平的軍政當局單把他一個人找了去，邊吃飯邊說些軍政要聞，目的就是讓父親寫出來在《大公報》上發表。這樣做的時間大抵是在解放軍圍城的後期，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已經沒人信了。當然，這樣的飯局是不能帶小孩兒的。
我參與的飯局則是非常普通的一種。在我們住家附近，大飯館尤其多，比如“全聚德”、“東來順”、“翠華樓”等等，一個挨著一個，一個勝似一個。那些看門的胖老頭，每次看見我來了，都想趁機摸摸我的頭頂。我不情願，一閃，躲開了。胖老頭無言笑笑，以後也就不再摸我的頭。我吃飯不老實，不肯在座位上待得太久，經常會溜進後邊的廚房，對那一長溜的火眼兒，很早就知道它們分別叫做“頭火”，“二火”和“三火”……我還在東來順的樓上，和那張擺滿了佐料的八仙桌“試比高”，但我說不清那些小碗中盛著什麽，也不知道大人根據什麽原則去調配。我還在全聚德的烤爐旁邊看大師傅如何用長竿子把鴨坯送進爐膛，我發現他們移動時的步伐很好看。幾十年後拍攝的電影《老店》，其中也有烤鴨師傅移動腳步的特寫鏡頭，可謂“英雄所見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