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寫這封信的當天，已接到清廷令他“帶兵速赴直隸，扼紮近畿”（信文中語）的密諭，他雖也表示“義不可緩”，但與哥哥道明的是“倉猝奉命，心緒煩雜”的真情。他接旨後當然須做相關準備和布置，寫給哥哥的這封信裏，主要就是告知和商辦有關事情。既然來陝一番，李鴻章對陝事自有掛牽，特別是對新任該省巡撫不久、在這裏沒有基礎和實力的蔣誌章（信中所稱“蔣璞山中丞”“璞翁”），他頗有憐憫之情，不但布置留兵，而且特囑鄂省保證濟餉，可以說做到了盡己之力。
對於此番“東援”（信中稱作“北援”），李鴻章所帶軍隊主要是兩支，一是郭鬆林（字子美）部，安排先行；一支是周盛傳（字薪如）部，略後一步。李鴻章最掛心的是軍隊所需餉項和軍火的籌運。餉運是分已“由鄂起解者”和尚“未解者”各做安排，前者是安排到陝後再由陝轉遞，後者則改由上海方麵或由運河或由海道濟運，這樣確可更為便捷。軍火從其信中所說情況看，其軍中儲備不多，安排由旱路運儲，以備所需。這些事情，信中都一一和老哥商辦，甚至顯出這時對老哥超乎尋常的特別依托，從“兄等為弟設想，有必須籌辦者即為酌派，不必專候弟檄為要”之語，就能典型地反映出來。
對於津案引出的危急形勢，信中以“焦急莫名”四字表達自己的反應。其實，豈止是“焦急”，更少不了驚懼。“該酋兵船已集，恐要開炮打城。不獨師相見危致命，人望一去，天下驚懼，內廷恐亦難鎮定自守”——這番話是多麽典型！內廷驚懼，天下驚懼，他李鴻章何能獨不驚懼？懼則懼矣，他甚至不無打起仗來丟命的擔心，但從“與軍存亡”的話語中，也似乎透出幾許“豪氣”，並且他明確表示自己不會“輕以一死塞責”，顯示擔當的同時也要珍惜性命。而李鴻章所稱的“師相”，就是在津案交涉中擔當清方主角的曾國藩，與他涉事更為直接有關吧，其人表現得就更為悲觀。他作為直隸總督是駐省城保定，轄區內的天津發生如此重案，他當然得赴津處置，當然也深知會陷入外國勒逼、紳民激憤而無所適從的兩難之中，覺得這是樁不僅艱窘而且極其危險的差事，弄不好會丟掉老命的。所以，他臨行之前把遺囑性的書信都寫好了，甚至安排下怎樣南運靈柩的事。從曾國藩到李鴻章輩的這等反應，亦可體察天津教案確是非同小可的重大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