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此信分兩次寫成。前則中首先說到“劉維賢因引見遲誤，今始言旋”。劉維賢其人前麵言及，憑其身份，不可能是“引見”朝廷，當是被引導入見李鴻章，意思是說兩人見麵談事較晚，他現在才剛返回。囑咐經方“樓宅工程應責令認真妥辦”，並節約使用地租收入，有所餘留以備緩急。所說“霍租”“桐倉”，分別當指霍山田莊地租和桐城田莊倉房。又說到自己在總理衙門（“譯署”）浮沉“了無意味”的境況和感受，以及顧念太後和皇上的“優容”而“不敢告退”的隱衷。又告知明秋經述兒子婚娶，“仍須覓賃房屋”的事情。至於自己，說廬州、揚州“各處甲第園林，足可娛老”，是非常盼望擺脫“塵事索絆”南下頤養了。此老真的如此灑脫了嗎？一輩子熱衷官場之人若能真到這個分上，也是非常善於自我調節了。
信的後則中，是專議剛接到的老家廬州紳士“請創設西學堂”公稟的。創設西學堂為響應朝廷新政號召的舉措，李鴻章也認可“自是救時急務”。但他說明自己從留京後，已是“各處稟牘概不批行”，並且物價昂貴（“薪桂米珠”），度日維艱，也沒有能力倡捐巨款，在表示“深為抱歉”的同時，對“其單開擬籌各款”可否能辦，能辦的如何來辦，也表達了意見。說到的當時安徽巡撫（“皖撫”），是鄧華熙，也就是信文中的鄧小赤（其人字小赤）。信中說“廬城（廬州城，合肥）公事，本不易辦”，所問“肯力任否”的楚寶、仲絜，前者是李鴻章的外甥張士珩（字楚寶），後者未查知姓名，當也是李鴻章的某位親戚。
[1] 此信原以《致李經方》為題，載“新全集”第36冊第196—197頁，時間標為“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並注：“原稿無年代，信內所述公私諸事係在光緒二十四年中，姑係於此。”年份疑誤。理由：1、信中有“餘在此浮沉譯署”句，指在總理衙門任職，查知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癸酉）有上諭解李鴻章總理衙門大臣職事，該年九月初六日他已不在該衙門。2、“廬州紳士公稟，請創設西學堂”事，當是在戊戌政變之前，“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已發生政變月許，紳士公稟請創設西學堂不符當時背景。鑒此，將該信時間改定在“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