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中述及，皇上特別注重學堂之事，隻可惜“瘦駑庸懦輩不足讚襄”，也就是說無能之輩輔助不了，以致康有為輩“竊東、西洋皮毛”，而皇帝對他們則“言聽計從”。又說“近來詔書皆康黨條陳，借以敷衍耳目，究之無一事能實做者”。與前錄相關信中的言論相比，口吻上顯然有些改變，認為因沒有能臣，不免讓康有為輩鑽了空子，顯出對他們的不以為然。所謂“究之無一事能實做者”，自然是針對由維新領袖們策議而為光緒皇帝接受，以詔令形式頒布的變法決策而言。要說，當時相關變法詔令非常密集，且不說其本身合適與否，僅從時間條件上說，也沒有容得切實籌辦的餘地，就此而言，李鴻章說不能實做也不是沒有道理。對孫家鼐（字燮臣）的“管學”，李鴻章也不看好，有“徇清流眾論，以中學為主，恐將來不能窺西學堂奧，徒糜巨款”的指責。這樣看來，他倒不是嫌孫氏“左”，而是嫌其人“右”，也就是守舊，認為應當偏重西學才是。鑒於“各省大小學堂，令督撫奏派紳士管理”的情況，信中所說“恐鄧中丞又要纏擾”，鄧中丞是指廣東順德人氏時任安徽巡撫的鄧華熙，看來他前曾動員過在籍的李瀚章出馬管學或捐資，要不怎說“又要”？信中意思是要做好應對的準備。他估計哥哥瀚章年老未必肯應管學之事，覺得若有廉正之人經理，自己家族則酌捐經費，這是“義無可辭”的事情。總之，家鄉辦新學堂，是頗令他心中牽掛的事。
信中又說到“榮相蒞直”，是指榮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時為協辦大學士，故稱“榮相”）。所謂他“一意裁減”，當是指其因軍餉困難而裁減兵員。信中問及“何日北來”的徐進齋，即徐壽朋（字進齋），其原籍浙江紹興，後入籍直隸清苑，又遷平穀，曾作為參讚出使外洋，熟悉洋務，做過李鴻章幕僚。這時他剛任安徽按察使不久，又被安排出使朝鮮（韓使），所以李鴻章信中有其“何日北來”之問，又有“韓局麵甚小，不準多帶隨員，求薦者宜嚴拒”之說。並聯係當時吏治狀況，有“近日宦途擁擠，人多無賴，真不堪入目也”的感歎。信中還說到英人摩根欲派礦師到安徽勘查礦地之事，要經方便中告知當地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