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知的李鴻章家書中，寫給哥哥李瀚章的是較多的。哥哥比李鴻章大兩歲，也是自曾國藩幕府起家，並且比李鴻章還要早。曾國藩建立湘軍不久，李瀚章就隨營差遣，及至在江西南昌設立湘軍後路糧台，便由他綜理其事。由於曾國藩的保薦，他屢屢得以升遷。同治元年（1862年）李瀚章已升至廣東督糧道，到次年李鴻章給他寫這封信的時候，正值他升任廣東按察使的前夕。而這時的李鴻章，已經是淮軍統帥和江蘇巡撫（自上年充任），實力和官職上遠超越了哥哥。寫這封信，主要是向李瀚章通報淮軍與常勝軍聯手與太平軍作戰等軍情和相關人事情況的。
淮軍可以說是從曾國藩的湘軍中分化出來的。前輩學者羅爾綱就說：“淮軍與湘軍，猶如兒子與母親，曾國藩與淮軍，猶如老褓母與嬰兒。”鹹（豐）末同（治）初之際，由於“東線”上海和江、浙區域的軍事需要，由湘軍中抽出數營兵力，又在安徽（李鴻章兄弟的家鄉省份）團練的基礎上新建若幹營頭，合成由李鴻章所統淮軍的最初營伍，在同治元年（1862年）入駐滬上。以後淮軍的發展，就越來越脫離湘軍而獨立自主，成為與湘軍並駕齊驅甚至後來居上的軍事力量。那它與“常勝軍”聯合作戰又是怎麽回事？這要從清朝“借師助剿”的決策說起。
所謂“借師助剿”，就是借助外國軍隊鎮壓太平天國。這是在鹹豐十年（1860年）《北京條約》訂立之後，也正值淮軍組建之際，成為清朝既定之策的。這與外國謀圖武力介入、蘇滬官紳為利益自保積極要求、清廷為能加強兵力盡快消滅太平軍不惜一切手段——這多方麵因素的合力作用分不開。兩江總督曾國藩，對朝廷這一定策雖不好堅決反對，但也表現出相當的疑忌，甚至劃出借師助剿實施上的限定條件。李鴻章雖不好明麵反對，但實際上越來越不受這種限製，在借師助剿的實施上比較放得開，譬如利用由外國軍官控製的“常勝軍”在多地作戰。信文中說到的戈登，是英國軍官，主要就是因為統帶“常勝軍”與太平軍打仗的“戰功”，屢得清廷嘉獎。而信文中說到的所謂“暗投蘇賊”的白齊文，則是美國軍官，也曾為“常勝軍”的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