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信中可以見知，李鴻章還記掛著老家廬州府城（合肥）書院改並學堂的事情，問“章程已議妥否”？囑咐經方，既已承諾盡心幫助，知府谘詢時須為籌劃，賦閑中“當作此有益之事”，以不負鄉人對其家所望。又對經方言其複出之事，說“自朝廷一意圖新”，議者頗望經方複出效用，但是每天所上數十件封章（言機密要事的奏章）當中，卻沒有薦舉（推轂）之人，李鴻章不由得感歎：“吾父子招忌如此之深，殊不可解！”這樣說來，那些所謂“議者”，恐怕是在李鴻章耳邊好話好聽地嘴上賣個人情吧？而能上奏章向皇上獻計獻策的卻無人為經方提名，李鴻章“不解”之中不會沒有尷尬甚至氣惱的情緒吧？但這怪誰呢，不說別的，單兩年前《馬關條約》的簽訂，他們父子也足以讓人們“記憶猶新”吧？能不“招忌”嗎？經方複出無望，李鴻章自己在總理衙門的這個本來就屬貶職的差事，忽然也被拿掉了，他據人言猜測或是“樵野（張蔭桓）攬權蒙蔽所致”。不管內情怎樣吧，反正事實已成。無奈之下，李鴻章又自我安慰了，說“吾衰已甚，借以靜養避謗，亦為得計”。
信中又告訴經方朝廷的秘聞：“兩宮（指慈禧太後和光緒帝）意見甚深，聖躬（皇上）多病，有謂便血不止，將成癆瘵。”道出“時局日變，不知所屆”的惶惑，說且待今冬娶孫婦後再相機求退，“未敢悻悻然作小丈夫也”。意思是不能因被免了總理衙門差事就立馬表現出不高興，使性子求退，那樣就顯得氣量太狹窄了。信中所說“王、張礦務總局”，是指上月設立鐵路礦物總局，委任總理衙門大臣王文韶、張蔭桓專責統轄。而他們所擬用的摩根，是英國人，前錄信中言及他擬勘查安徽礦地的事，現既被擬用，當然就“一時不能南去”了，故前議之事作罷。信中除了對朝政時局作有“群言龐雜，用人太亂”的評說外，還特別說到“內意竟欲留伊藤為我參政”這一“可笑”的事情。此時已不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正在中國“遊曆”，時值“百日維新”期間，變法頗有借鑒日本明治維新之意，康有為輩對這位日本前政要抱有莫大希望，向皇帝推薦其為新政顧問，光緒帝真意有所動，或許這也是促使戊戌政變發生的因素之一。想來，維新派對伊藤博文所抱幻想真是可笑，在這個事情上，似乎遠不如李鴻章“老到”。可此老“親俄抑日”“以夷製夷”之類的“妙招”也不奏效啊，到頭來，不也落得“老來失計親豺虎”之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