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天了！這是讀到此信的第一感覺。當然，事情發生於李鴻章寫此信二十多天前的八月初六日（9月21日）。這天，原已“歸政”的慈禧太後，突然又走到前台宣布“訓政”，清朝這個家又是她當了。實際上，家一直是她當，隻不過有一陣子她是在幕後隱然觀變，看著在前台表演的“皇兒”的一招一式；一旦在她眼裏覺得過頭了、出圈了，她就起步跨到前台叫一聲“停”，後麵的戲份該她的了。於是，天就霎時變了。“維新皇帝”不隻是“靠邊站”，而且成了“瀛台囚”。“戊戌六君子”人頭落地，有的“人犯”未被處死而遭發配，康有為、梁啟超等僥幸逃亡者則成了密網捉拿的“欽犯”。
李鴻章此信中所說“太後臨朝，誅、遣十數人，大變新政，又成守舊世界”，就反映了“戊戌政變”後的形勢。從口吻上可揣知，“又成守舊世界”並不是李鴻章所希望的。而無論如何，形勢既變，下邊的官員自然要忙不迭地轉向迎合。李鴻章信中就說到“廬守圓通，揣摩風氣，改創歸並之說將作罷論”。“廬守”就是廬州知府，李鴻章家鄉的這個“父母官”，原先不是挺積極地與李鴻章商酌籌辦新學堂的事情嗎？現在“隨機應變”地急刹車了，可見其人的“圓通”水平不低。要說，在新政複舊的各事項中，“文教”方麵是留活口最大的，信中所說“學堂雖未廢罷，聽官民自為”，就反映了這種情況。京師大學堂不就保留了嗎？通常被視為政變後維新成就的僅存碩果。但即使有活口，對“圓通”的官員們來說也怕因辦新學堂擔上“新派”之嫌，對這類事情遂就順勢撒手了。“廬守”就是這樣。本來就似乎不願牽纏此事的李經方他們，這下自可心安理得地“置身局外”了。
政變後，本屬朝內大員的張蔭桓，因其與維新“逆黨”的瓜葛，再加本來就被太後厭惡，這時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罪犯”，雖說在外國幹涉下（他曾出使外洋關聯多國）這時未被處死，但得發配邊地新疆。他也不管前邊是否有過節了，窘惶之下寫信向李鴻章求救，失時落勢的李氏也沒有辦法，遂有“樵野（張蔭桓）暮齡（已六十有二）遠戍，書來乞憐，亦殊可憫”之言，隻有同情的份兒了。李鴻章信中還述及，“因朝局紛更，人心不定”，各國駐華使館各調小股軍隊前來保衛。這當然更會增加京城的惶恐氣氛，慶親王奕劻（慶邸）沿門懇請人家撤掉軍隊，當一定是做出保證各使館安全的承諾吧？可人家還是拒不答應，李鴻章因而感歎“時事可知”。他倒樂得自我逍遙，說“趁此偷閑靜避，諸孫繞膝，含飴為樂”，打算等過了慈禧太後壽辰（十月初十），便相機申請長假。至於朝政嘛，說有慶親王奕劻（慶邸）和榮祿（時為大學士，故稱“榮相”）左右輔助，“或者苟延殘喘耳”。信中又順便告訴經方，與他相識相得的意大利（義大裏）新任駐華公使馬迪諾，乘赴上海公幹的機會，約其相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