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此信中所說“商務大臣之舉”，是指朝命授他為“商務大臣”，“前往通商各埠考察一切商務事宜”。查知此諭為這年十月二十二日（丙申）發布，所謂“通商各埠”，當是指國內各通商口岸，而非出國到“外埠”。由李鴻章此信中可知，清廷這是有其政治隱意的：因有各外埠華商公電，借祝賀慈禧太後壽辰的表麵文章，“籲請歸政皇上，仍圖變政自強”，認定這是受“康有為等煽惑”，恐怕“搖動人心”，是慶親王奕劻（慶邸）的主意，讓“老成重望”的李鴻章，到各口岸“宣播德意，籠絡輿情”。
信中又說到，“劉學詢、慶寬條陳，若令外埠歸心，可籌巨款千數百萬”。這對財政困難之極的清朝，自然也有很大吸引力。劉學詢，廣東香山人，進士出身，靠經商、包辦“闈姓”彩票成為豪富，既為清朝官紳，也與革命黨人暗有聯係（他為孫中山同鄉），這時自是為清朝出謀劃策；慶寬，曾供職於醇親王府，後入清宮內務府，善畫和建築製圖，這時也應和此策。李鴻章受命後自然要上謝恩折，他將此折稿隨信附上讓經方閱看，並作相關說明。至於出行費用，是“擬仿照出使日本章程”酌提，隨員在趨之若鶩之下則隻擬“調用數人而已”，吳廷芬（字蕙吟）力薦的兩人當在入選之列，而廷芬之弟則可“臨時谘調到滬”。信中告訴經方，打算明年二月初起程，到上海後“欲借住洋務公所”。說現在京的“兩宅眷屬隨後南歸，從此逝失是好機會”。這裏所謂“逝失”，當是在京城消弭蹤影的意思。信中囑咐經方屆時赴滬迎候料理一切。這是李鴻章此時的計劃、料想，而及至十一月十七日，朝廷又就有了讓他署理兩廣總督之命（次年四月間實授），對他來說這是更實質性的複而重用跡象，其“商務考察使命”遂未得踐行。此際，在給人信中他將受命情況屢屢言及，情緒和精神上顯得一下子好了許多，頗有躍躍欲試、“重振雄風”的狀態。事實上，更麻煩的事情在後邊等著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