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期之問題為自崇禎八年乙亥秋深至崇禎十三年庚辰冬，曆時約為五年。其間河東君之蹤跡及相來往諸人與牧齋之關係是也。前引臥子詩《乙亥除夕》雲“桃根渺渺江波隔”及《長相思》雲“美人今在秋風裏，碧雲迢迢隔江水”，是河東君在崇禎八年乙亥冬間及崇禎十一年戊寅秋間，其所在地與臥子有江波之隔。複據前引河東君《戊寅草·曉發舟至武塘》及《秋深入山》兩詩，更可證知河東君於崇禎八年秋深由鬆江至盛澤鎮歸家院，鬆江與盛澤，即所謂“江波隔”也。此外，能確定河東君離去臥子後，最早常寓之地者，唯第二章所引沈虯《河東君傳》中，崇禎九年丙子張溥至盛澤鎮徐佛家遇見河東君一事。沈氏既於舟中親見河東君，則其言自為可信。蓋河東君若離去鬆江他往，則舍舊時盛澤鎮之徐佛家，恐亦難覓更適當之地。徐雲翾更因將適人之故，自急於招致，使河東君與張輕雲、宋如姬、梁道釗諸名姝相互張大其隊伍也。但河東君此次之居徐佛家，乃與前此未入周道登家時之為雲翾婢者，其身份迥異。沈次雲牽混前後不同時間之身份，以河東君於崇禎九年尚為雲翾之婢，殊為舛誤。前釋宋讓木《秋塘曲》“初將玉指醉流霞”句，已辨及之，讀者可參閱也。
崇禎九年間，河東君之蹤跡，已於前論河東君第二次嘉定之遊節詳述之，茲不複贅。唯崇禎十年丁醜關於河東君之材料，尚未發見，故姑從闕如，以俟更考。倘承博識通人有所賜教，則幸甚矣。至於崇禎十一年戊寅河東君之蹤跡，則頗有材料可以依據，茲論釋之於下。
葛昌楣君《蘼蕪紀聞（上）》載王士祿《宮閨氏籍藝文考略》引《神釋堂詩話》略雲：
寅恪案：《神釋堂詩話》之評語，在未得見臥子所刻《戊寅草》以前，尚不甚明了其所指。今幸得此書鈔本，始恍然知其所評之允當也。《戊寅草》首載臥子一序、詩一百六首、詞三十一闋、賦三篇。至詩餘一類，疑即《眾香詞選·柳是小傳》所謂《鴛鴦樓詞》者，前已論及。複據楊、陳關係第二期所錄河東君《戊寅草》中諸詞之考證，其作成時代，皆不能後於崇禎八年。故《戊寅草》中之詞，當即是《鴛鴦樓詞》。臥子是否在刻《戊寅草》前，已別刻《鴛鴦樓詞》，今不敢決言。但就楊、陳二人關係觀之，以崇禎八年為最密切。臥子《自撰年譜》“崇禎八年乙亥”條雲：“是歲有《屬玉堂集》。”夫“屬玉堂”與“鴛鴦樓”兩名，乃對稱之辭。故疑《鴛鴦樓詞》果先別有刻本者，亦當在崇禎八年，至遲亦不逾九年也。賦三篇依前所考證，其作成時間皆在崇禎九年以前。詩則若依前所論《八月十五夜》一首，乃崇禎八年中秋與臥子同賦，而排列偶錯，仍應計入崇禎八年所作詩之內者。故此首以上共一百一首，皆是崇禎八年秋深以前所作。其餘自《答汪然明》至《詠晚菊》止，共四題五首，皆是崇禎十一年秋間所作。與其前一百一首之作於崇禎八年秋季以前者，其時間相距有三年之久，何以河東君此三年內所作之詩，竟無一篇列於《戊寅草》？其中必有待發之覆。今日雖不能詳究其故，姑就崇禎十一年河東君及臥子之蹤跡推測，或可備一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