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讀桂林梁巨川 先生遺書
前七年也是這秋葉初焦的日子，在城北積水潭邊一家臨湖的小閣上伏處著一個六十老人；到深夜裏鄰家還望得見他獨自挑著熒熒的燈火，在那小樓上伏案疾書。
有一天破曉時他獨自開門出去，投人淨業湖的波心裏淹死了。那位自殺的老先生就是桂林梁巨川先生，他的遺書新近由他的哲嗣煥鼐與漱溟兩先生印成六卷共四冊，分送各公共閱覽機關與他們的親友。
遺書第一卷是《遺筆匯存》，就是巨川先生成仁前分致親友的絕筆，共有十七緘，原跡現存彭冀仲先生別墅樓中（我想一部分應歸京師圖書館或將來國立古物院保存），這裏有影印的十五緘；遺書第二卷是先生少時自勉的日記（《感吱山房日記》節鈔一卷）；第三卷《侍疾日記》是先生侍疾他的老太太時的筆錄；第四卷是辛亥年的奏疏與民國初年的公牘；第五卷《伏卵錄》是先生從學的劄記；末第六卷《別竹辭花記》是先生決心就義前在纓子胡同手建的本宅裏回念身世的雜記二十餘則，有以“而今不可得矣”句作束的多條。
梁巨川先生的自殺在當時就震動社會的注意。就是昌言打破偶像主義與打破禮教束縛的新青年，也表示對死者相當的敬意，不完全駁斥他的自殺行為。陳獨秀先生說他“總算是為救濟社會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在舊曆史上真是有數人物……言行一致的……身殉了他的主義”，陶孟和 先生那篇《論自殺》是完全一個社會學者的看法；他的態度是嚴格批評的。陶先生分明是不讚成他自殺的；他說他“政治觀念不清，竟至誤送性命，夠怎樣的危險啊！”陶先生把性命看得很重。“自殺的結果是損失一個生命，並且使死者之親族陷於窮困……影響是及於社會的。”一個社會學家分明不能容許連累社會的自殺行為。“但是梁先生深信自殺可以喚起國民的愛國心”；“為喚醒國民的自殺”，陶先生那篇論文的結句說，“是借著斷絕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豈能有效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