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以後，我換了很多份工作，總是做不太久。
我很難再和人正常建立關係，我和周培金變得一樣總怕在乎的人消失，更怕別人以為我會拋棄對方而產生壓力，我很怕自己與他人受到傷害。
除了過去認識的舊人，我幾乎沒法與陌生人相處，工作期間因為社交壓力辭職過很多次。後來隻好過著癱瘓般的恰意日子，用著南茜姨母遺產裏的另套房子收租，成日獨自宅在家裏，看書學習興趣，間或寫作透氣，平靜與自己相處。
悶久了，我偶爾打打工，當做曆練與冒險。
到後來有時候徹底封閉自己，冷漠相待他人，杜絕一切來往。我時常把門窗都關得密不透風，將窗簾緊緊拉上，可是我還對著無光的屋子徒勞問，我該曬太陽了，什麽時候出太陽呢？否則我就是一具慘白的屍體。
我能解壓的唯一窗口，是小舅舅李憲，我們仍然保持著交流來往。周培金當兵犧牲之後，我還打過一通電話在小舅舅耳邊哭，他在那頭很沉默，呼吸輕微一直陪著我，雖然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他照樣能說出一些很有道理的話安撫到我，我從小到大在心靈上其實很依賴他，不亞於南茜姨母。我們十年如一日的互相傾訴與傾聽。
李憲也問過我，要不要再次選擇到他身邊一起生活。
不想讓他們覺得我過得不好，我忍痛拒絕了。
我能繼續走動的地方是福利院，除此之外，就是周期循環的新工作地點，城裏圈子不大不小，偶爾會碰到老同學。有一次走黴運和東明成了同事，他那能吹出花的口才確實很好，適合做銷售，我為了鍛煉自己才試著去保險公司上班，重新邁出一步。
當看到熟人東明，我又想回家裏宅著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仍是老樣子到處不負責的釣魚，連客戶都泡。而我仿佛成了他心裏一道難以翻越的山，多年以後再見，倒不是禁忌，而是蠢蠢欲動的挑戰。他作為銷售王不僅充當我後台要求人事部留下我，更興致昂昂準備當我師父，由帶領下屬的機會再次接近我製造相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