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郭沫若誕生100周年而作[1]
在中國史學上，有許許多多傑出的史學家。他們對中國史學的發展，對中國曆史的進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為史學家，郭沫若（1892—1978年）以其漫長的治史生涯追隨著曆史前進的步伐，以其輝煌的成果反映出時代的要求，以其博大精深的學識和思想嘉惠士林、貽澤術者，使他成為中國史學上傑出史學家中的一位偉大的代表。全麵評價郭沫若在中國史學上的貢獻和地位，是作者力所不及的，即使本文下麵所論述的幾個問題，恐怕也難以做到比較準確的概括，而隻是表明作者在這方麵的一點粗淺的認識，借以緬懷這位中國史學上的偉人。
一、引唯物史觀之光，照古老史學殿堂
從19世紀40年代起，中國曆史進入了一個空前的大變動時代。這個變動的節奏，在20世紀的最初20年左右明顯地加快了。這個變動在史學上的反映，有關於侵略和反侵略的曆史記載，有關於邊疆史地的研究，有關於外國史地的撰述，其中貫穿著民族危機、救亡圖強的時代感和倡言改良、鼓吹進化的曆史觀。中國史學近代化的這一最初階段，至20世紀初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1901年）和《新史學》（1902年）二文而具有了明確的標誌。梁啟超倡言“史界革命”，提出創立“新史學”的理論模式，在當時的中國史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推進中國史學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稍後，章太炎《訄書》重訂本的出版及其關於中國通史撰述的思想和結構，也具有這樣的意義。但是，梁啟超的“新史學”理論是建立在近代進化論的基礎上，它較之於章太炎把革命論引入進化論的曆史發展觀（《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已相形見絀；而章太炎的曆史理論在某些方麵雖已達到了接近階級論的邊緣，但他對曆史發展動力的闡釋，仍未跳出唯心史觀的窠臼。在新文化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推動下，李大釗在1920年前後發表了一係列闡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論文，1924年出版了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著作《史學要論》，係統地闡釋了唯物史觀指導曆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這在史學上是有劃時代意義的。那麽，如何引唯物史觀之光，來照亮中國古老史學殿堂呢？中國史學上的這一偉大任務，曆史地落到了郭沫若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