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茲全先生的治學道路和學術成就[1]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寫過兩篇關於何茲全先生教學和治史的小文章。一篇是《記何茲全先生講〈三國誌〉》，發表在《河南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又一篇是《評〈讀史集〉評論曆史人物的方法》，刊載於《曆史教學》1985年第9期。有幾位同行告訴我，前一篇文章，為他們講授史學名著提供了一點思想上和方法上的借鑒，其中有兩位同行由此也開設了《三國誌》這門課。
去年，讀到一篇關於何先生的訪問記[2]；最近，又讀到何先生的新著《中國古代社會》[3]，我深深感到：對於自己所熟悉的老師的治學和成就的認識，原是極膚淺的。跟幾個年歲相仿的同誌偶然說起這種感受，便有人鼓勵我：趁著《中國古代社會》一書的出版，趁著今年是何先生的80華誕，何不再寫一篇文章，比較全麵地談談對何先生治學道路和學術成就的認識，借此表達我們對何先生近60年的學術工作和教學工作的衷心祝賀之情。
本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何先生的治學道路和學術成就，我是沒有充分的把握的，但它畢竟反映了學生輩對老師的一種情懷。
一、理論上的起點
何茲全先生是山東菏澤人，生於1911年9月7日。早年，就讀於山東省立第六中學，後至北京入輔仁中學、文治中學讀完高中課程。1931年考入北京大學，先入政治係，兩個星期後轉入史學係，直到1935年畢業。此後，先後在中央大學曆史係、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1947年赴美留學，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後在霍普金大學培祗學院工作。1950年回國，執教於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直至於今，先後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何先生的治學道路，有一個理論上的起點。他的高中和大學時期（1927—1935年），是中國思想界非常活躍也非常混亂的時期。自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出現了舊三民主義的反動和孫中山先生新三民主義的被“腰斬”[4]。從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思想界、理論界有“三大論戰”展開。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進行著廣泛的辯難和論爭。山東省立六中和北京大學，是思想活躍的地方。中學時期，何先生便閱讀到列寧在1917年三四月間寫的《遠方來信》。進入北京大學後，又讀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民戰爭》，以及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礎》、《托馬斯·莫爾和他的烏托邦》。那時，國民黨改組派首領之一陳公博也在講“唯物史觀”；陶希聖在北京大學也是以“唯物主義”相標榜的。在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唯物史觀、唯物主義中，恩格斯關於古代社會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考茨基關於基督教社會基礎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對何先生的影響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