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儒學在本質上是一個相對開放的係統，具有兼容天下的意識。“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民胞物與”，等等，都反映出傳統儒家兼容天下的開放意識。當代新儒家繼承並發展了這種開放意識。早在20世紀50年代，由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複觀共同署名發表了著名的“文化宣言”[66]。在該文中，這些當代新儒學的重鎮在充分肯定中國曆史文化的精神生命的同時，明確提出中西文化應當真誠地相互學習。他們認為，西方文化中的科學精神和民主政治，“有其普遍永恒之價值”，值得一切民族學習；中國文化應當吸納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的精神以充實自身“圓而神”的智慧。西方人應當學習中國文化“當下即是”的精神與“一切放下”的襟抱，“圓而神”的智慧，天下一家之情懷，等等。應當說，當代新儒學這些思想，有其時代的合理性，有不同於傳統儒學的更為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襟懷。傳統儒學“以夏變夷”的自大心態，在這裏轉化成為自覺向西方學習以壯大自身的文化自覺的精神。
“當代新儒學”指涉的範圍甚寬，它包括中國台灣、中國香港、美國以至中國大陸的認同並實踐當代新儒學價值理想的學者，而以中國台灣的當代新儒學陣營為核心。近年來，當代新儒學人物都在為自己的文化理想而奮鬥。繼承傳統，麵向世界，麵向現實，奮力拓展，是其思想主流。台灣當代新儒學的學術陣地《鵝湖》月刊，創刊於1975年，迄今已經出版330期，發表了大量的“以宋明儒學上溯孔孟老莊為詮釋的立足點”的文章。此外，還創辦了《鵝湖學誌》。每兩年舉辦一次“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已辦六屆），每兩年舉辦一次台灣地區的學術會議（已辦八屆），每月舉辦一次公開講座，每星期舉行一次讀書會，每年不定期舉行三次至四次時論、座談會。鵝湖出版社、“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以及學生書局、文津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的當代新儒學的學術論著。這些學術研討會、座談會，以及出版的數量甚豐的論著，吸納了包括中國大陸地區學者在內的不同地區、國度、人種、學術觀念的學者的參與，在總體上反映了其兼容意識。但是，問題在於，由於當代新儒學要固守“返本開新”的文化價值理念，要堅持統緒意識，因而在其組織、參與的海內外諸多學術活動中，過分強調其“道”的至上性和唯一正當性，導致對於非當代新儒學陣營學者的不夠兼容，特別是對大陸以堅持馬克思主義學術觀的學者的“同情性的理解”的誤解。甚至，在當代新儒學陣營內部，也出現了所謂“護教的新儒學”與“批判的新儒學”之爭。而所謂“護教的新儒學”，不外就是堅守當代新儒學的價值理念，“天不變道亦不變”，固守其道，維護其統。例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李明輝對中國社會科學院方克立的批評，[67]“中央大學”楊祖漢對餘英時的批評，對複旦大學楊澤波的回應以及對香港科技大學馮耀明的批評等，[68]蔡仁厚對其師牟宗三思想的謹守，等等，都反映出“護教的新儒學”的某些特征。而所謂“批判的新儒學”，諸如林安梧、邱黃海、謝大寧、鄭誌明等人，[69]不過是要想在思維空間和學術理路方麵在既有的基礎上有所拓展而已。他們自稱為“後新儒學”，提出了自認的與“新儒學”的諸多不同之處，但其基本學術價值觀和社會理念，與“新儒學”並無二致。真正明顯的區別，恐怕是其提出的對於當代新儒學思想綱領的“返本開新”的詮釋。例如林安梧認為，當代新儒學的問題，不是“返本開新”，不是如何從傳統開出現代化（新外王）的問題，而是“在現代化的學習過程中如何調理人的實存問題”，亦即由“外王”而“內聖”。盡管如此，林安梧還是沒有超越“內聖”“外王”的儒家思維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後新儒學”（“批判的新儒學”——姑且借用這一名詞），也屬於守道護統的範疇。此外，蔡仁厚、周博裕宣稱的“天下不歸於儒，天理何在”的憤慨，[70]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將其歸於“獨斷”，但我們說他們屬於守道護統的比較極端的典型，恐怕不為過。由此，可以看到，當代新儒學既要保持兼容開放的意識，又要守道護統，二者相互糾結，“剪不斷，理還亂”，從而造成了其發展的難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