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承認與否，儒學在當今世界（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以及海外）處於邊緣地位是客觀事實。按照當代新儒學學者的設想，要起衰振頹，要複興儒學，就必須使其逐漸由“邊緣”成為“中心”。要成為“中心”，就不能固守舊統，而要與時偕行，使儒學具有現代化的特質。平心而論，當代新儒學是主張現代化並積極實踐現代化的。因此，對於儒學的現代化，他們也是竭盡其能的。麻煩在於，當代新儒學越是要使儒學現代化，使其融入現代化社會之中，並使儒學本身具有現代品格，就越是疏離傳統儒學。一個具有科學精神、民主政治精神、競爭意識、效率意識、契約觀念等現代品位的儒學，還是它自身嗎？而且，越是要去適應現代化，越是要把自身現代化，儒學的傳統特質和獨特品位就會減少以致喪失。而要保持其特色，既有的做法，是堅持“返本”，即以儒家心性之學為根本。但如以心性之學為根本，儒學就很難現代化，很難在現代社會成為中心；而要現代化，要成為中心，就必然邊緣化。結果，就不是如同杜維明等人所希望的，“以邊緣為中心”，而是想進入中心、想成為中心、想現代化，結果化掉了自身。總之，儒學的現代化與儒學的邊緣化這對矛盾，是當代新儒學進一步發展需要解決的重大難題。[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