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0日，福柯開始自己題為“生命政治的誕生”的演講。[3]在開篇之際，他首先突出說明自己政治哲學研究的獨特方法。福柯說，被他指認為資產階級“治理藝術”（Art de gouverner）的東西，並不屬於傳統政治學中的理論概念體係，也不是某種被自覺實施的理想化科學管理方式，而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中真實發生的現實治理實踐（la pratique gouvernementale）。福柯在此演講中近180次使用pratique（實踐）一詞。該詞成為晚期福柯十分重要的哲學話語關鍵詞，這也反映了福柯的一種理論傾向。
要很鮮明地排除把一些概念作為第一位的、原初的、完全既定的對象（objet premier，primitif，tout donné），比如統治者（souverain）、君權（souveraineté）、人民、臣民（sujets）、國家、公民社會（société civile）；而所有社會學分析以及曆史分析和政治哲學分析正是利用這些共相（universaux）來實際地考察治理實踐。我恰恰將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說，從實踐所呈現的樣式出發，同時從它的自我反思和自身合理化出發，來考察國家和社會、統治者與臣民等這些東西如何實際地被建立起來（effectivement se constituer），並探尋它們所處的位置。[4]
顯然，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方法論表述。這也是福柯向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方法的公開致意。不是從抽象的政治學、社會學和曆史學概念出發，不是先去設定統治者、臣民和公民社會，而是從資產階級17世紀到18世紀以後的政治治理實踐出發，從治理與治理對象本身的具體建構和實際位置出發，去直接麵對現實中的治理。這是沒有馬克思的馬克思的思考邏輯。用福柯自己的話說，叫“隱性的馬克思主義”。或者用庫茲韋爾的話來表述，則是“福柯暗中采用了馬克思的思想”[5]。我們再看福柯如下一段更深的方法論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