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把一個豐富且複雜的烏托邦曆史看作是發散的時間演變。黑格爾就是一個明顯的代表。他的指導精神被超驗辯證法（一種在“既—又”邏輯基礎上展開的辯證法）描繪為物質的和具體的。當自在之物成為自為之物時，它們就改變曆史。有趣的是，曆史的終極狀態被表示成一種空間化的隱喻。道德或審美狀態是世界精神演變的終點。馬克思有時會遵循這種思維方法，雖然它並不是時代精神而隻是起著指導作用和積極的階級鬥爭。當自在階級成為自為階級時，曆史也是這樣向前發展，向著後革命的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完美狀態發展，國家最終也會消亡。在這兩種情況中（很明顯，我把它們簡單化了），作為空間形式的最終固定狀態（事先未被明確說明）是通過某種特殊的曆史過程觀念獲得的。黑格爾和馬克思給我們提供了特殊樣式的時間過程而不是最終的空間形式，而莫爾卻給了我們空間形式而不是過程。
當然，對這種無固定地點的目的論還存在著許多爭議。例如，威廉·布萊克和克爾凱郭爾都堅持認為，辯證法應該被理解為“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結果，曆史就成為一連串有關存在的或政治學的選擇，這些選擇不具備必需的導向性邏輯或任何清晰可辨的終結狀態（Clark，1991）。換言之（而這正是我將要返回的一個重要觀點），社會過程的烏托邦習慣於迷失在無限開放方案的浪漫主義之中，在那種方案中，永遠不會存在一個封閉（在空間和地方之中）的點。
具體說來，我們發現馬克思的政治經曆以及後來的著作常常受黑格爾先驗主義的“非此即彼”辯證法而非“既/又”辯證法所吸引。在支持巴黎公社這個問題上的猶豫不決所基於的理由是當時的時機還不成熟，而他突然轉向徹底支持它則與他的可以“非此即彼”又可以“既/又”的雙重辯證觀有絕對關係。馬克思清楚地認識到在某一給定的地點和時間內革命或不革命的潛在後果，並在這種目的論的支配下屈從於一種更加偶然的曆史演變的意義，即使階級鬥爭仍然是曆史的動力。正如他就這個主題在給庫格曼的一封著名的信中所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