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已往的文藝生活，完全是一場幻滅。我本是一想學數學的青年，是因為要學數學所以才到了日本；但是在1918年到日本之後，因為時代的要求，及個人的目力關係，所以就轉到文學的途上來。但我所走上的那文學的旅途，是完全錯誤了。
到日本後，即被捉入浪漫主義的空氣了。但自己究竟不甘，並且也不能，在浪漫主義裏討生活。我於是盲目地，不顧社會地，步著法國文學的潮流往前走，結果，到了象征圈裏了。
Anatole France[1]的嗜讀，象征派詩的愛好，這是我在日本時的兩個時代。就是在象征派詩歌的氣氛包圍中，我作了我那本《旅心》。那是1925年前後。當時對於社會概沒注意過。所以，在1926年回國後，還是不要臉地在那裏高蹈。我回到北京，亦是想要古典的緣故。
然而北京生活是大失所望了。我完全在沉態中住了兩年。這對於我，也許是好，也許是壞。在北京，我卻認出布爾喬亞生活的破綻。然而是太晚了！所以，我離了那一個死的故都，走到深林大野的吉林來了。
我已經是看不起作翻譯的。我是迷信文人要天才。啊！這是何等愚蠢，這是何等可笑啊！實在，我已往就未認時代。我太把東西看成死了。可是我現在認出了一切的錯誤。
詩我是再也不作了，因為那種詩，無論形式的怎麽好，是如何的有音樂性，有藝術性，在這個時代，結果，不過把青年的光陰給浪費些。實在，已往，中國太多精神浪費的事了。
現在我認定我們就是一個橋梁。隻要我們能把青年渡過去，作什麽都要緊。翻譯或者強過創作。教書匠都許是要緊的。以後我就要作橋。
（原載《大眾文藝》第2卷第5、6期合刊，1930年6月1日）
[1] 阿納托爾·法朗士，法國浪漫主義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