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虞世南的《帝王略論》是用比較的方法，從德行和事功兩個方麵評價了曆代帝王的話，那麽，唐太宗的《帝範》則主要是從理論上闡述了一個理想中的帝王的準則。
《帝範》是唐太宗辭世前所撰，當作於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正月，即他辭世的當年；但也有說是作於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即他辭世的前一年[42]。
唐太宗《帝範》為何而作，這是考察《帝範》的前提。概括說來，它有兩個方麵的原因。
首先，這是唐太宗給皇太子的政治遺囑。他在《帝範序》中明確地寫道：
汝以幼年，偏鍾慈愛，義方多闕，庭訓有乖，擢自維城之居，屬以少陽之任，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餘每此為憂，未嚐不廢寢忘食。自軒昊已降，迄至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焉。所以披鏡前蹤，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雲爾。[43]
從這段話裏，可以看出唐太宗對於皇太子在政事（君臣之禮節）和民事（稼穡之艱難）兩個方麵都不是很放心的。一個君主，如不能處理好君臣關係，不能關注民生，是無法鞏固自己的統治的。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唐太宗的政治作風和為政之道。他曾特別強調《漢紀》一書“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44]，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風。他對於民事的關注，無疑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從積極方麵看，他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45]從消極方麵看，他同魏徵等人討論君與民猶如舟與水的關係，並以此教導太子，不要把百姓生死休戚置若罔聞[46]。
從上引這段話裏，還可以看出，這份政治遺囑，是唐太宗結合自己的政治實踐，從豐富的曆史經驗中提煉出一些重要的理論性認識，所謂“自軒昊以降，迄至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然”，反映出他深邃的曆史眼光和宏大的政治氣魄。在他看來，現實是曆史的延續，而曆史正是現實的鏡子。從這個意義上講，唐太宗的這份政治遺囑，是政治領域中曆史的積澱和現實的創造之結合的統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