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視體裁的優良傳統
中國古代史家對史書體裁一向是很重視的，他們在這方麵也提出了許多有益的見解和創造性的論點。這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之一。通過對這一優良傳統的分析，可以作如下幾點概括：
第一，中國古代史家非常注意對各種史書體裁的特點進行分析。許多史家長時間內對編年體、紀傳體孰優孰劣的辯難，對各種體裁長短得失的評論，以及對各種體裁在發展過程中的相互關係的分析，都是從不同的方麵來把握某種史書體裁的特點。
第二，中國古代史家還注意於各種體裁間的互相吸收、綜合。《史記》為紀傳體之祖，實際是包含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在內的綜合體。司馬遷自己說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而成《史記》[76]。班固說：“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77]，撰成《史記》。他們說的，不僅是指《史記》的內容而言，也是就它的編撰形式來說的。杜佑《通典》以典章製度為中心，而在編撰形式上則是吸收並發展了紀傳體史書中的書、誌部分。古代史家注意於各種體裁間的互相吸收、綜合，這是中國史書在編撰形式上不斷有所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中國古代史家尤其注意於史書體裁的改進和創新。司馬遷創立紀傳體，這無疑是創新。《史記》以下的紀傳體史書，在編撰形式上還是不斷有所改進的。《漢書》改《史記》的“八書”為“十誌”，《三國誌》以紀傳體敘三國史事，《晉書》以“載記”記少數民族政權曆史，以及紀傳體諸史在書誌、類傳方麵的增減、變化等，都是對紀傳體的改進。編年體從《春秋》到《漢紀》和《後漢紀》，典製體從《唐六典》到《通典》，也都包含著不同程度的改進和創新。史書體裁的改進和創新，不僅豐富了史書的編撰形式，而且也擴大了曆史研究領域，意義極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