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食貨典》以下其餘的八門中，職官是最重要的。所謂“行教化在乎設職官”，就是著重強調這一點。“選舉”是為了保證職官的素質，“禮樂”是職官的教化職能，“兵刑”是職官的暴力職能，此即所謂“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這裏，顯然有三個層次，一是選舉、職官，二是禮、樂、兵、刑，三是州郡、邊防，而職官居於核心地位。這清楚地表明了杜佑對封建國家政權結構及其職能的認識。這種邏輯認識，在他以前的史家中也是沒有先例的。
總之，杜佑對國家職能的認識，不論其自覺程度如何，是體現了他對社會曆史的認識之邏輯和曆史的一致性的。他之所以能夠獲得超出前人的成就，從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麵來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製度經過將近一千年的發展已臻於完備，史學家有可能進行係統的總結。此外，前人的思想資料、時代要求的啟迪、他本人的學識和器局，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現在，我們再從微觀方麵考察。杜佑《通典》對社會曆史的觀察和分析，一方麵是用大手筆勾畫輪廓，另一方麵是對每一領域做細致的解剖，而於後者也同樣略見其邏輯的研究方法，體現出曆史同邏輯的一致。以《食貨典》而論，它共包含十二卷，即：（1）田製上；（2）田製下，水利田，屯田；（3）鄉黨，土斷、版籍並附；（4）賦稅上；（5）賦稅中；（6）賦稅下；（7）曆代盛衰戶口，丁中；（8）錢幣上；（9）錢幣下；（10）漕運，鹽鐵；（11）鬻爵、榷酤，算緡，雜稅，平準（均輸附）；（12）輕重。人們不能不注意到：這是一個很嚴密的邏輯體係。作者首先敘述土地製度，因為土地是當時經濟中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其次，敘述與這種土地製度相適應的農村基層組織；再次，敘述以這種土地所有製形態為基礎的賦稅製度；然後，敘述曆代戶口盛衰，這關係到勞動人手的多寡和賦稅的數量；最後，敘述到貨幣流通、交通運輸、工商業、價格關係等。這樣一個邏輯體係，極其鮮明地反映了作者研究社會經濟的幾個層次：從基本的生產資料出發，依次敘述勞動組織形式、賦稅關係、人口關係和其他社會經濟關係。在這裏，作者研究問題的邏輯方法，跟封建社會經濟的特點是相吻合的。因此，可以認為：“《通典·食貨》門，從生產論到流通，從土地關係論到一切社會經濟關係，這種邏輯體係應該說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最能反映社會經濟中的基本問題的。”[90]這又體現出杜佑的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