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認識曆史、研究曆史、解釋曆史，應當確立正確的世界觀。在這個問題上，郭沫若走在他同時代的學人的前頭。這除了客觀曆史條件起了重要的作用外，他在主觀上的努力也使他成了一位“先知”者。郭沫若認為，近代的科學方法，近代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知識，對於他的曆史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確立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是更重要的。他強調說：“尤其辯證唯物論給了我精神上的啟蒙，我從學習著使用這個鑰匙，才認真把人生和學問上的無門關參破了。我才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1]
這種認識，給了郭沫若巨大的智慧和膽識，把恩格斯作為自己的“向導”，寫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並把它稱為《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他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創造精神：“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2]他針對20世紀20年代“整理國故”的學術思潮，斷然認為，隻有掌握辯證唯物論的觀念，才能對“國故”做出正確的解釋。1920年，李大釗發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一文，在曆史思想上率先提出唯物史觀對於研究曆史的重要，指出：“研究曆史的重要用處，就在訓練學者的判斷力，並令他得著憑以為判斷的事實。成績的良否，全靠所據的事實確實與否和那所用的解釋法適當與否。”[3]郭沫若所做的研究，正是這種開創性工作。他在20世紀20至40年代期間對於中國曆史的卓有成就的研究，以及他對唯物史觀、對“辯證唯物論的觀念”之重要性的見識，把李大釗的認識豐富了、發展了、具體化了。同時，郭沫若也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位傑出的先驅者。
新中國成立以後，郭沫若以更大的熱情在曆史學界倡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推動曆史科學的發展。他還始終把學習唯物史觀同研究中國曆史、說明中國曆史在世界曆史中的位置結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