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稱是“生在過渡時代的人”，先後接受過“舊式教育”和“新式教育”[7]，並最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由舊而新的轉變中，在從“知其然”而追求“知其所以然”的過程中，他一直在走著一條批判、繼承、創新的路。對此，郭沫若有深刻的感受和認識。他指出：“我們要跳出了‘國學’的範圍，然後才能認清所謂國學的真相。”不懂“國學”，當然談不上“跳出”；掌握了“國學”而又能用批判的眼光來審視它，就可能對國學有新的認識，進而提出創造性的見解。這裏包含著批判、繼承和創新的辯證法。郭沫若對古代社會的研究，目的在於探索“未來社會”的“去向”，即認為曆史、現實、未來是不可截然分開的。他研究古代學說思想，也基於這樣的認識，他說：“我是以一個史學家的立場來闡明各家學說的真相。我並不是以一個宣教師的態度企圖傳播任何教條。在現代要恢複古代的東西，無論所恢複的是那一家，事實上都是時代錯誤。但人類總是在向前發展的。在現代以前的曆史時代雖然都是在暗中摸索，經過曲折紆回的路徑，卻也和蝸牛一樣在前進。因而古代的學說也並不是全無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大率已溶匯在現代的進步思想裏麵了。”[8]這是用思想發展的辯證法來說明對待思想遺產應取的辯證態度。郭沫若的史學實踐和這些理論性認識，對於當前的曆史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中有關批判、繼承和創新的一些重要問題，依然有借鑒的作用。
郭沫若的史學理論遺產，還表現在其他不少方麵，其中如關於自我批判的自覺意識和理論勇氣，貫穿於他在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的許多論著中，從而發展了中國史家重視自我修養的優良傳統，同樣值得我們認真地總結和繼承。
[1]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