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書還有圖、表、學案、史評等重要體裁，古代史家對於這些也有不少評論，本文不一一臚列了。這裏，隻就史評略說幾點。第一，從內容上看，史評有兩種，一是對史事或人物進行評論，一是對史書或史學進行評論。第二，從體裁上看，前一種史評是按史事發展過程，選擇其中的人或事之有可議者略做評論，依次排列，集為一書，如範祖禹《唐鑒》、孫甫《唐史論斷》、王夫之《讀通鑒論》等；後一種史評是按史書或史學本身的問題（如史家見識、史料采集、史書體裁與體例、文字表述、史籍源流，前人得失等）命篇，並於各篇之間顯示其內在聯係，纂為一書，如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等。第三，《史通》和《文史通義》是我國古代史家評論史書與史學之某些方麵的帶總結性的兩部著作。《史通》一書主要論說史書的體裁和體例，其《序例》篇還概述了史家重視體例的傳統，並且提出“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的論點。《史通》關於史書體裁、體例的論斷，有許多還值得我們參考。《文史通義》是一部有很高價值的評論史學的專書，它對清代以前的史書體裁和體例有廣泛的評論，而著重闡發作者對一些史學理論的見解和探索。關於史書編撰形式問題，章學誠提出區別“記注”和“撰述”的論點，“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20]的論點，以及他對各種史書體裁的發展演變及其相互關係的論點，這些都值得我們重視。此外，他對通史的四種體裁的概括也是很精辟的，他寫道：
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誌》作焉；統前史之書誌，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荀（悅）、袁（宏），司馬光《資治通鑒》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仿乎孔（逭）、蕭（統）[21]，裴潾《太和通選》作焉。[22]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或正編年之的，或以典故為紀綱，或以詞章存文獻，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也。[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