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思想家對“天”的新解和“天人關係”的新認識，要在經受考驗中向前發展。
“天命”史觀經董仲舒為其飾以“天人感應”的理論形式後，更具有迷惑人的神秘色彩。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及唐初的史學，都受其影響。如《宋書·符瑞誌》序：“龍飛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其《五行誌》序：“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南齊書·高帝紀》讚：“於皇太祖，有命自天。”《魏書·序紀》後論：“帝王之興也，必有積德累功博利，道協幽顯，方契神祇之心。”就是以重人事著稱的魏徵在其所撰史論中也認為，隋的興起，“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讚也”[52]。這種“天命”史觀因符合最高統治者的需要，故得以在史學領域中長期產生影響。
如同司馬遷在曆史撰述上提出“究天人之際”具有重大理論意義一樣，劉知幾從史學批評方麵提出了清除這種“天命”史觀在曆史撰述中之不良影響的任務。劉知幾也沒有否定“天道”，認為：“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但他斷然指出：“然則麒麟鬥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複係乎人事。”他進而批評說：“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他認為，《宋書·五行誌》和《漢書·五行誌》在這方麵都存在許多問題。劉知幾在這個問題上的貢獻是，堅持天道“不複係乎人事”的論點，指出前代史書詳載災異、祥瑞方麵存在的“迂闊”和可惑。作為一個史學批評家，他告誡撰史者說：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書，受嗤千載也。[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