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下，對史論發表評論者，代有其人，劉知幾、朱熹、顧炎武、王夫之、章學誠等，皆為名家。這裏隻就顧炎武說略作介紹。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二六中寫了一則《〈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文不長，照錄如下；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句踐語，《晁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顧炎武這裏說的，既不是如同《左傳》篇中的“君子曰”，也不是如同《史記》、《漢書》紀傳卷末的論和誌表卷首的序，而是指的在卷末處史家借他人之語用以表示自己對所記史事的看法，他把這種表述方法概括為“於序事中寓論斷”。這是不以史家見解直接形諸文字的論斷，是史論中的又一種藝術境界。顧炎武列舉了《史記》中的五個例子，來證明他的這一理論概括。其中，《平準書》末載卜式語是這樣寫的：“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按稱皇帝為縣官，此指漢武帝）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烹）弘羊，天乃雨。’”這是司馬遷借卜式的話，批評了漢武帝、桑弘羊與工商業者爭利的政策。《刺客列傳》（即顧所說《荊軻傳》）末載魯句踐語是這樣寫的：“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這是歎惜荊軻刺秦王的失敗，而借魯句踐的自責越發襯托出荊軻在人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