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事實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接受白話小說者隻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們中許多是從林譯文言小說的讀者群中轉過來的，有的更成了後來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約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層社會”的知識青年，如魯迅所曾見的以帶著體溫的銅元來買新小說的學生。[39]
新文學作品的實際讀者群，就是處於大眾與菁英之間的邊緣讀書人，主要是年輕人。前引陳獨秀所說“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一段話，餘師英時已用來對新文化運動的社會基礎進行了簡明的考察分析。[40]若仔細觀察，陳獨秀所說白話文的社會背景，實際上就是指謂那些向往變成菁英的城鎮邊緣知識青年。[41]以白話文運動為核心的文學革命，無疑適應了這些介於上層讀書人和不識字者之間、但又想上升到菁英層次的邊緣讀書人的需要。
像孔子一樣，胡適希望能夠向學的人都有走進上等社會的機會，所以他特別注重教育與社會需求的關聯。他剛從美國回來時就注意到：“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遊民。這都由於學校裏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42]且不管胡適所說的原因是否對，他的確抓住了城市社會對此類中學生的需要有限這個關鍵。而高低都不合適，正是邊緣知識人兩難窘境的鮮明寫照。
自己也從基層奮鬥到上層的胡適，非常理解那種希望得到社會承認的心態。他後來說：“小孩子學一種文字，是為他們長大時用的；他們若知道社會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種文字，全不用那種文字來著書立說，也不用那種文字來求功名富貴，他們決不肯去學，他們學了就永遠走不進‘上等’社會了！”[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