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來華十分推崇陳垣，但前此兩人隻不過是文字之交，而且其間存在常人所謂過節。因此伯希和的評語除了就學術論學術的公道外，或許還包含對陳垣學行的敬重。
陳垣治學自稱是土法上馬，其實在西學壓倒中學以及胡適等人鼓吹科學方法的世風影響下，對於西洋漢學的治學方法曆來懷有景仰之心。而這種心境的另外一麵，即蘊含與國際漢學界的爭勝之意。近代中國，“生產落後，百業凋零，科學建設，方之異國，殆無足言；若乃一線未斬唯在學術”。[1]尤其是有關中國自身曆史文化的學術，漸為東西兩洋同道駕而上之，令不少中國學人引為奇恥。陳垣至少是其中感受最強、反彈最烈者之一。他曾對胡適說：“漢學正統此時在西京呢？還在巴黎？”兩人“相對歎氣，盼望十年之後也許可以在北京了”！[2]
自20世紀20年代起，此話陳垣在不同場合對許多有誌於學術的朋友門生反複講過。1923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在龍樹寺抱冰堂舉行懇親會，陳垣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對在座的鄭天挺影響至深。[3]1928年，翁獨健在燕京大學一年級的課堂上聽到陳垣感慨地說：“今天漢學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搶到東京，我們要把它奪回到北京。”[4]1929年陳述聽陳垣在北師大講課，其間也特別談到：“近世國外研究漢學主要指中國曆史的中心在巴黎、在東京。我們要從法國、日本奪回來。中國史研究，我們不能落後於國外。”[5]陳垣的這一番話，對後來者影響巨大。他的許多學生及再傳弟子都響應其號召，在史學的各方麵勤奮鑽研，以求接近、趕上或超過法國、日本。
仔細比較各人的記述，大同之下，存有小異。其一，陳垣心目中日本漢學研究的中心在東京還是京都（即西京）？胡適記為西京，而鄭、翁、陳均記為東京。依據當時情形，似以京都說更加近真。日本的中國學界，東京的“東洋學”派與京都的“支那學”派曆來不和，治學途徑也有分別，前者重四裔，後者重本部。照陳寅恪的看法，“東京帝大一派，西學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6]其實他對東洋學派的西學亦不以為然。1936年1月30日他複函陳述，就其詢問有關契丹史問題言及東洋學派的開山白鳥庫吉的學問，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