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伯苓思想” 發揚“南開精神”[1]
伯苓先生是南開學校的創辦人之一，也是南開大學的第一位校長。他一生“奮誌以教育救國，殫盡精力而不渝”。他在從教辦學的五十年裏，不畏艱辛，創辦南開，作育人才，“知交遍海內，桃李滿門牆”，其斐然之業績，不朽之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後人緬懷和撫憶。
伯苓先生是一位教育活動家，也是一位教育思想家。長期的教育實踐使他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有著深刻的領悟和獨到的見解。從他一貫倡導的教育主張和推行的教育方針中，我們不難發現，其中許多觀點十分精辟，迄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這些是他留給我們後人的一筆珍貴的教育遺產和精神財富。
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的精華，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立誌愛國育人，倡導民族化教育。
伯苓先生是一位愛國者，他早年投身北洋水師學堂，試圖以武救國，甲午一役，深受震痛。又因目睹“國幟三易”之奇恥大辱，從此立誌棄武從文，創辦教育，育人救國。南開人最清楚，伯苓先生之所以創辦南開，在於他“痛矯時弊，育才救國”。他曾說：“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國現代化，俾我中華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適當的地位，不致受淘汰。”他還說，南開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造出一班有組織能力的人以發達中國的實業，而謀國家的富強”。這些坦誠肺腑之言足見伯苓先生的赤熱之心。
伯苓先生的愛國育人精神，具體體現在他任南開大學校長期間所推行的“土貨化”的教育方針之中。伯苓先生認為，中國的大學製度不能盲目仿效外國成規，中國大學的學科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應具有自己“土貨化”即民族化的東西。他指出，南開要堅持“以中國曆史、中國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教育目的”，推行“土貨化”政策，使之更好地“服務中國”。伯苓先生在當時能提出這樣的辦學思想是難能可貴的。這種思想的提出，不僅體現了伯苓先生強烈的愛國精神，而且也喚起了許多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自豪感。因此，這種思想在今天仍然應該大力提倡。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日益明顯，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這使一些人誤以為強調民族化已經過時了。他們對民族化的東西失去了信心，崇洋媚外，盲目照搬，放棄傳統，這是很可悲的。事實上，講究國際化並不是不講民族化、土貨化，國際化與民族化並不是完全對立不能統一的。國際化應該以民族化為前提，在民族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教育忽視本國實際，置本國傳統而不顧的話，那麽它就會失去賴以生長的土壤，就會缺少蓬勃的生機，最終會被世界所拋棄。從這個意義上講，一種文化、一種教育越具有民族特色，就越有國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