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5年年初，北京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的領導和老師就與我談為我慶賀80歲生日的事。我極力謝絕慶賀一事，建議應該以特殊教育專業建立30周年紀念專題研討為主，找一個晚上以參會人員自願參加的小型座談會的形式聚聚足矣。另外，我建議不按80歲生日在79歲慶賀的習慣，改在整80歲時再聚。北京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的老師建議出版我的口述史，他們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時間安排此事，請了4位研究生（江小英、趙梅菊、汪斯斯、趙勇帥）來做這項工作。我十分感謝這些老師的關心。這幾位學生查閱和參考各種資料擬寫訪談提綱，並分組安排日程來我家訪談、記錄。在這個過程中，我努力回憶和查找我過去保存的資料，但因為參加工作後這些年，我曾7次搬家，每搬一次家就要把各種物品裝箱一次，整理的時候隻能把當時急需要用的資料放在手邊，而其他資料就被壓在箱底，所以這次整理口述史的時候，我記憶中的有些材料找不到了。因此，資料無法完整地呈現給諸位。4位研究生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完成了這個書稿，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還查找和參考了不少資料，幫助我回憶。我十分感謝這些研究生的辛勤勞動。
書名原本叫《樸永馨口述史》，但我認為，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特殊教育老師，不敢與那些著名學者相比，也沒有什麽特殊經曆和事跡。先有特殊教育，然後曆史的機遇讓特殊教育選擇了我、培養了我。我隻是在中國特殊教育發展曆史長河的一小段中、一個小領域中參與了一點工作，絕不自詡為整個“中國特殊教育的第××”。因此，我建議這本書叫《特殊教育和我：樸永馨口述史》，把特殊教育放在第一位，使自己的定位更加確切和客觀。人貴有自知之明，謙受益，滿招損。一個人在社會事業和學科中的貢獻和作用，不應由自己去吹噓，而應由世人和後代根據事實去評說。我一生最珍貴、最珍視的稱呼是“特殊教育學校的老師”。這是事實，並不吹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