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美國學者伯頓·R.克拉克的觀點，大學學術組織變革的動力通常來自下列三個方麵：一是知識變革，即學科的發展、分化與調整；二是院校之間的競爭；三是國際移植。[19]不過，從我國大學學部製的建立來看，其影響因素既有與伯頓·克拉克的分析相一致之處，也有一些自身的獨特性。這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院校合並遺留問題的影響
如前所述，從1992年到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經曆了一場相當大規模的高校調整、合並運動，出現了一批多元化巨型大學。像合並後的吉林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一般具有幾個顯著的特點。一是校內實體學院的數量大多在30個左右，甚至更多。這導致大學在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與之相伴的管理效率低下、管理成本過高、資源配置不合理等問題也湧現出來，成為許多高校在發展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難題。二是很多學院都是在原來的學係基礎上形成的，雖然名稱上不再叫係，但是學科結構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優化。三是一些特定的學科，尤其是與基礎課和共同專業課有關的學院在合並前的每個大學都存在，需要進一步整合。四是對以一校為主體、被並入高校為輔的補缺型合並高校，如並入北京大學的北京醫科大學，並入吉林大學的白求恩醫科大學，並入西安交通大學的西安醫科大學等，如果把這些新並入的高校統一改為學院，那麽，這些高校中原來的學院在新大學中該如何定位，又該叫什麽，如果回到原來的學係，顯然是一種倒退，但是，它們也無法繼續叫作學院，因此，必須找到一種新的稱謂，這就是源於歐美的包含學院、學係及其他學術機構的學部。[20]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學部製的出現與我國院校合並遺留的問題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