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中後期，圍繞著邏輯思考的諸多問題，出現了一場規模宏大的學術爭論，把百家爭鳴推向了理論思考的最高峰。今天的人們把它稱作名辯思潮。
當時一些專門從事邏輯思考的人士被稱作“辯者”或“形名家”，到了漢朝又被納入“名家”的範疇。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在論述名家時，是把主張正名的儒家、強調循名責實的法家和討論邏輯問題的派別放在一起敘述的。這樣做固然可以說明，討論邏輯問題與厘清社會轉型時期的概念紛亂有關，但卻容易把邏輯問題與政治、倫理等問題混為一談，妨礙對有關邏輯問題討論的理解。所以，本節使用近些年來學術界通行的“名辯”一詞，用來指代關於邏輯問題的專門討論。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經曆了一場最為深刻的變革，從西周確立的宗法製的社會轉變為戰國時期形成的編戶齊民的社會。幾百年間，隨著社會的變革和發展，在語言上出現了許多新情況。以詞匯為例，有的是新創造出來的，如“變法”、“刑名”、“齊民”、“耕戰”、“胡服騎射”之類；有的則越來越少有人使用，如“人隸”、“人友”之類；有的不得不減少了它的部分含義，如“孝”、“慈”之類；更多的則是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如“仁”、“忠”、“賢”、“民”、“百姓”、“君臣”、“道”、“德”等。這種情況的存在自然會造成語言的混亂，其極端的表現就是出現了“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8]的局麵，即概念和它所指的內容不一致了，有的甚至相互分離，其結果自然會妨礙人們之間正常的交往和交流，甚至會妨礙社會和政治管理的順利實施。對於這個問題，有識之士自然不會放過。據傳說，春秋時期鄭國的鄧析就主張“循名責實”，根據概念來確定事實，開始了辨析名實的活動。孔子主張“正名”，用禮樂和名分端正人們的行為，要求人們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進入戰國以後，墨子則主張“以實定名”，甚至把談辯作為一門學問來教授學生。孟子一生好辯，並對辯論之術做過一定的理論思考。老子、莊子雖然都是使用語言的大師，但他們信奉自然之道，反對名，反對用名教來戕害自然的人性和物性。管子也主張“正名”，講究名與形要“當”，即名實相符，這個觀點既可用於禮治，也可用於法治，齊國之學正是禮法並用的。申不害、韓非以及出土帛書《黃帝四經》都講形名之學，屬於行政管理學或人力資源管理學的範疇。鄒衍一方麵讚賞辯者可以幫助人們“抒意通指，明其所謂”[9]，即疏通自己的思緒，說明自己要說的是什麽；另一方麵反對辯者煩文飾詞，妨礙實用。荀子主張“君子必辯”，但對忽視先王之教，放棄禮義，專門討論辯論術表示了鄙夷，認為是“辯而無用”。這些思想家對形名問題做了許多探討，有的可納入名形（實）關係的討論，有的則僅僅是對這個問題的態度，還算不上是專門的學術研究，因此在理論深度上是有限的。不過，在戰國中後期的另一部分人那裏，情況不同了。在百家爭鳴的熱潮中，惠施、公孫龍以及後期墨家中的辯者們登上了理論思考的舞台，在邏輯問題的專門研究中取得了重大進展和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