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一直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巴黎大學人文地理學博士皮埃爾·皮卡爾表示，改革開放是一條康莊大道，它給中國帶來的真正變化發生於千百萬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他同時指出世界的目光正轉向“中國模式”——一種將本國國情與具體實踐巧妙結合的模式，一種將過去與未來相結合的模式，一種將中國發展與世界進步相結合的雙贏模式。[71]
當然，對於國際友人提出的“中國模式”，我們需持謹慎態度。各國有各國的國情，相互間經驗不宜隨意套用，更不能強加於人。這裏我們借用“中國模式”的提法，無非是想由此透視出中國經驗的世界影響力。
2007年7月，“德國之聲”在波恩舉行了一場題為“中國模式——亞洲國家力量製衡”的討論會。令人感興趣的是，一位德國的印度問題專家瓦格納博士在認真研究之後得出了如下結論：20世紀五六十年代，印度是被西方世界看作與中國相對的案例和模式。當時西方國家寄希望於印度的民主製度與共產主義製度下的中國相對峙。但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這種感覺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說，“如果仔細研究印度的外交政策，就會發現，印度在很多方麵效仿中國的做法”[72]。
許多發展中國家認為中國的發展為所有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並可能成為一種有別於西方的發展模式。巴基斯坦總理基拉尼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用自己輝煌的業績證明了中國的發展模式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騰飛樹立了榜樣，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騰飛的希望。”[73]
目前，國際上對中國發展經驗的最新概括——“中國模式”本身的認識仍在繼續。首先應當說，人們認為，“中國模式”是相對於美國模式、德國模式、日本模式和亞洲四小龍模式而言的，特別是對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福山先生1989年在其《曆史的終結》一書中做出的“美國模式優於任何發展模式”的斷言的一種否定，是宣布“美國模式優越論”的破產。至於說到“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許多外國學者認為至少有如下特點：強調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應該由一個主權國家獨立自主地進行探索；強調發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會主義製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全麵發展協調起來，把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微觀運行結合起來，把效率與公平協調起來；強調發展的人民性，堅持以人為本；強調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傳統；強調發展的積累性，漸進性。[74]最近一些分析家們還著重強調了另外兩點。一是“中國模式”意味著政治穩定，而穩定的政治局勢對任何國家的政府和民眾來說，都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認為“中國模式”是以強有力的政府主導、漸進式改革、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為特征。二是在對外關係上不把經濟問題政治化，不搞虛張聲勢的威脅，不搞小圈子，不拉幫結夥，並盡可能考慮到對方國家民眾的感受。在習慣了冷戰思維的國際舞台上，中國冷靜、務實而又不乏儒家風範的外交風格令人耳目一新。正如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主任霍爾斯拉格先生所言，中國外交有效地使其他國家認可中國的發展，並確信中國的發展對世界並非挑戰，而是難得的機遇。[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