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方從小就喜歡讀書，這當然和她的家庭有關。父親曹禺是個書癡，十歲的時候就讀完了中國古典四大名著，寫《雷雨》之前讀過250部世界名劇。
跟父親對讀書的那種癡狂相比，萬方自言差得太遠了。“他們那個時代對一種事物的執著心是很強的，比今天的人強多了。他70歲那會兒還能把整本英語詞典背下來。父親生病那會兒，精神越來越差，隻要能讀動書他就拿本書讀，等讀不動了，拿不動書了，隻要看到邊上有張有字的紙他還會下意識地拿起來看，手裏隻要拿著有字的東西他就會感到很舒服。父親的這種執著深深感動著我。對父親來說，讀書已經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文字是不可缺少的東西。”
“我們家的書太多了。我父親就愛買書，什麽世界文學名著、各種詞典，他不斷地買。所以小的時候，我接觸書的麵比別的孩子要廣一點。”
萬方從小就喜歡看中外名著的小人書，像《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都翻爛了。那會兒雖然隻知道看看圖畫、看看熱鬧，但是對文學她有了一個粗淺的認識，知道這是一本“巨大”的書。慢慢地萬方開始對書有興趣了。
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萬方特別喜歡看革命文學，像《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岩》等。萬方是看著這些書長大的，盡管那會兒她更喜歡看的是書裏麵那些感情、愛情，但也看得津津有味。
不幸的是，到了該讀書的年齡，萬方趕上了**。那時萬方家有一個書房，被造反派給封了，家裏幾乎所有的書都看不到了，隻能看看《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什麽的。
“那時，書成了罪惡的象征。那會兒我也就十三四歲，我跟造反派商量從書房裏拿點書看。造反派就問我拿什麽書啊？‘文革’那會兒也就能看看那個時期的‘白皮書’，像《麥田守望者》、《葉爾紹夫兄弟》等，那個人還不錯，他對這些書可能也有點了解，就讓我把這幾本書拿出來了。這是‘文革’中我第一次嚐試通過自己的努力從造反派那兒討到書。”現在回想起這件事的艱難，萬方還覺得很無奈，“沒辦法，那個時代就是這樣。”